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强大？可以强大到改变一个国家的国体吗？回顾和审视一下儒家文化对辽国封建化的影响，或许能对以上问题管中窥豹。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的力量不仅强大到改变了辽国国体制度，在辽王朝的发展过程中也使它的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
如果把儒家文化对辽国封建化的影响看做是一栋建筑物的话，可以从高层、中层和底层三个层面分析：
一、高层见识：邦交上“和而不同”，执政上“为政以德”；二、中层“承重墙”：经济上解放奴隶，改革赋税，发展农业，“以民为本”；三、底层逻辑：人才选拔上仿唐制，开科举；社会习气上安教化，重礼仪等等。
一、高层见识：邦交与执政
1、邦交上“和而不同”
辽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契丹族建立的王朝，自907年建国至1125年为金国所灭，前后共218年。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之初，基本上是一个土广民众的多民族奴隶制国家。法令制度是国体意志的体现。当时的辽律明确表明，对于奴隶，奴隶主是可以随意惩罚甚至处死的，不在法令规定的范围。
在经历了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四帝之后，辽国在邦交、政治、经济、生活、教育、习俗等各个方面不断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的侵淫教化。
直到982年圣宗继位，辽王朝正式确立封建制的国体制度。
辽圣宗耶律隆绪亲政以后，很好的执行了其母萧太后与北宋王朝签订的“檀渊之盟”，两朝各守旧界，之后的100多年里两国未有大战，甚至宋真宗去世的消息传到辽国之后，辽圣宗甚至还“集藩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这表明了此时的辽国历经几代统治者，逐渐被儒家文化所的侵淫，从先人粗粝、蛮直的奴隶社会的邦交政策，逐步转变为更先进的汉人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中的“和而不同”。
这种邦交政策也为辽国鼎盛时期的出现以及圣宗时期的封建制改革奠定了和平的大环境。
2、执政上“为政以德”
其实辽朝的统治者学习儒家文化的意识并不是到圣宗时期才訇然中开、一蹴而就的。自辽太祖时期，辽朝的统治者在处理降服的汉人问题上就已经深谙儒家文化中的“为政以德”了。
彼时辽太祖时期任命韩延徽被为参军事，听从他的建议：建立城镇，划分市井乡里，让降服的汉人居住。又为降服的汉人制定配偶，让他们开荒种地，休养生息。
《辽史·二韩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
二、中层“承重墙”：经济上“以民为本”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承重墙”，对于经济，儒家讲“以民为本”，“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辽圣宗耶律隆绪作为辽国国力鼎盛时期的著名国君，实行了一系列封建化改革，包括：释放奴隶，改革赋税等等。而这些改革中无不渗透了对儒家文化的领悟和运用。
1、解放奴隶：“仁政”
解放奴隶的举措与辽朝的历代统治者深受儒家文化“仁政”思想不可分割。
“仁政”是为人民谋福利，使天下大同。在这种思想下，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执政期间，休养生息，让百姓安居乐业。
到了圣宗执政，他通过部族再编制，将原来属于诸宫帐的奴隶户，改编为部民，“诸道民户，(穆宗)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奴隶)者，仍籍州县”。即编入州县户籍为平民。
圣宗用这种方式解放了大量的奴隶，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债务奴隶。同时他还解放了大量的战争俘虏，这些举措都使辽朝的奴隶制进一步减弱，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进一步增强。
儒家文化的代表孟子总结战国时期各国兴衰的规律，提出了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说如果想国泰民安，人民是居首位的，国家排在人民之后，君主则排在国家之后。君主要爱护人民，保障人民的利益。
由此可见，圣宗“解放奴隶”的封建化改革与孟子主张的“施仁政以民”是一致的。
2、改革赋税：“民本”
圣宗时，在头下州县内，“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这里所说的“二等”，也就是“输租于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
这里的二税户，表明“头下户”已经不是之前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了，“头下主”也从之前的占有奴隶转化为运用榨取地租等封建制度进行剥削。
随着两者旧关系的打破和新关系的建立，辽国的经济制度由开始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迈进。
开泰元年(1012年),圣宗更是下诏体恤百姓。对于被繁重徭役所苦的百姓，“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对于收成年景不好的情况中国文化的正统是儒家，“年谷不登,发仓以贷”；对于开垦荒地者，“田园芜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
由此可见，改革赋税制度表面上看是辽国经济制度的产物，但其实与辽国从建国之后逐渐奉儒家思想为正统，转变原有治国方式，受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影响颇深有关。
“民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论语》中这样描述：孔子主张“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在辽国封建化改革中、解放奴隶和改革赋税制度都有儒家文化的影子，源于辽国的统治者本身大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颇深。辽太祖不仅自己祭拜孔子庙，还“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要求皇太子也祭拜。
辽太宗取燕云灭后晋后，接触到了大批的汉族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儒家典籍，辽太宗不仅将他们带回国为己所用，还允许儒家文化在辽国广泛传播。
辽圣宗的儒学文化修养更高：据记载，他赐给前来朝拜的同日那沙的礼物中就有《诗》、《书》、《春秋》和《礼记》。
三、底层逻辑：人才选拔和社会习气
1、人才：仿唐制，开科举
科举制是儒家思想衍生出的。自科举制产生，在国家对于人才的选拔上，改变底层逻辑。而科举内容大多考的是儒家作品，这种制度始于隋炀帝，在唐代发展到鼎盛。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是封建政治的产物，也是封建王朝中央集权运行的重要机制。
起初，辽王朝首先在燕云地区的汉人和渤海人中实行科举，之后辽景宗建立了礼部贡院作为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
辽圣宗期间，在全国推行科举考试中国文化的正统是儒家，每年一次，自此科举考试正式被确立下来，大量的汉族和渤海知识分子进入辽国政权机构工作。“仿唐制，开科举”是辽国封建化的重要制度，也是它走向鼎盛的重要因素。
2、习气：安教化，重礼仪
儒家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思想充分强调了“礼”对调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这个“礼”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规范和伦理道德。
《辽史·萧李列传》记载：“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问：徭役不加于旧……而民重困，岂为吏者慢、为民者惰欤？”
辽兴宗在位期间，他下令全国讨论治理国家的要点。当时有人就提出辽朝的社会现状，徭役比过去没有增加，征战讨伐等军事行动也不经常发生，年谷丰收，钱币和粮食的库存都十分充实，但老百姓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无论是辽王朝的统治者还是知识分子对于儒家文化“安教化，重礼仪”的精神内核都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因此翰林都林牙萧韩家奴就此问题提出：“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罚罕用矣。”穿的和吃的丰足以后，再让他们安下心来学习礼仪教化，从而不轻易犯法，这样老百姓就趋向讲求礼义，刑罚就会很少用了。
总结：
儒家文化在辽国从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
从高层统治者的邦交态度和执政理念，到经济体制中的解放奴隶和改革赋税，再到人才选拔上的开科举和教化百姓中的重礼仪，无处不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
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深深烙印在辽国封建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儒家文化的生命力深深扎根在从最高统治者到大贵族再到普通百姓之中。这与辽国祖先契丹族最开始没有文字，没有典籍，没有背负太多的文化传统有关，但更跟辽国历任统治者主动身体力行深入学习儒家经典学说有关。
在“以汉制待汉人”的思想下，历代辽国统治者重用汉族士人，而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更是以推行儒家文化为己任，在辽国的封建化进程当中，对封建制度的创立、改进、丰富贡献了各自的智慧和风骨。
参考文献：
《契丹族尊孔崇儒述略》
《论辽代对儒释道的兼收并蓄》
《儒家文化——辽皇朝之魂》
《辽国儒家文化认同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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