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始创于中国春秋时期的圣人孔子，不仅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日本的历史文化。

其中，日本的“大和魂”民族精神，就是以儒家文化思想当中的“和”为中心发展而来的。

在日本，大和魂虽然是在战时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所提出的一种精神，但是因为其经过发展和文化融合后，成为了可以圆满应付世事的识见和能力，不仅接受了外国的文化与文明，同时又不失去日本特色的常识与应付能力。

在大和魂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使日本越发成为一个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国家。

在日本的传统社会当中，随处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子，尤其是大力倡导血亲人伦的社会关系上，日本的儒家思想负担特别明显。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传统社会上，却又存在着不少“非儒”因素。

1、为维护家业发展而产生的隐居制度

在日本的传统社会上，不管是一个国家的管理大权，还是一个家庭的管理大权，都属于家长制和长子继承制。

即一个手握国家大权或者家庭大权的家长，在他的管理任期满了以后，都需要为了可以继续管理国家或者家业，而在众多的血脉子嗣当中选择出一个优秀的继承人出来挑起大任，然后才可以选择“退位”隐居。

而这个隐居制度产生的前提则是为了保证家业可以得到传承。

这种家业比家更为重要的想法，就与儒家思想当中的“先成家，后建业”的想法相悖了。

儒家主要是倡导血亲人伦，而隐居制度保障的是超血缘关系的家业。

也是日本传统社会人伦关系中的“非儒”因素之一。

隐居制度可是说是既为家长的“任期制”，作出了对拥有绝对权力的家长的制约，还对长子继承制也作出了公开的挑战。

在日本的隐居制度，是有迹可循的。

以日本某知名财团来说，在20世纪前中期，前后出现了30位家长式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基本都是在30岁之前就继承了高位，然后在工作30多年，等到60岁上下的年纪隐居。

值得一提的是，隐居制度主要有三种退位模式。

第一种，家长任期满了自动退位。

这种情况是最理想和顺其自然的退位模式，不管是对家、或者业来说。

旧的家长退位以后，早已选定的新的继承人上任作为新的家长继续管理家和业。

第二种，家长任期未满，而被选定的继承人主动让其退位的模式。

这种情况就有点复杂了，如果家长能顺应继承人的要求适时退位的话，那么对于家业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如果家长并不顺应继承人的要求而退位，反而继续行驶家长权利的话，那势必会引起家族内部矛盾爆发，对家业的影响自然也就大了。

最后一种，家长任期未满，但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而需要退位的模式。

一般来说，为了预防家长在任期内出现任何意外而影响到家业的发展，都会提前选定继承人的。

但是如果继承人还没有选定，而家长不得已退位，那么为了家业的可持续发展，家族就以管理能力优秀来放宽继承人的选取要求，并不会局限于血缘人伦，而让家业的发展受挫。

所以，正是因为有了隐居制度的先进性和包容性，才可以为后来的日本产业化、城市化等先进事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把家业的发展进一步升华到国业的发展，就是隐居制度的最大优势。

这样的制度对日本经济的提升是起到了作用的。

2、封建阶级统治下产生的忠君主义

日本武士的忠君主义虽然是源于儒家思想的“忠”，但是里面却包含着不少“非儒”因素。

日本武士是封建阶级统治下的产物，同时也是统治者为了争夺政权一手建立的产物，也是底层民众在战乱时期的精神支柱。

为了巩固政权，统治者把儒家思想的“忠”的含义夸大化，让其不仅成为民众对统治者的信仰，还成为约束武士行为规范的思想枷锁。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当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忠”成为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思想以后，却在日本的传统社会人伦关系上逐渐成为了“非儒”因素之一，也就是武士道。

日本的武士，起源于君主的需要，确立于从属的利益关系。

在平安时代，日本陷入了困境和纷乱。

为了处理问题，武力化成了最终的走向，因此催生了武士这一阶级的出现。

在混乱的日本，每个君主都想要得到权利，而武士却为了自身的利益，从属于君主中国下层社会儒家思想，成为他们争夺权利的“工具”。

而这些武士并不是单纯的物品工具，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所以仅靠利益关系来维持是不牢固的。

为了让由利益而产生的主从关系进一步加深，作为统治者的君主，提取了儒家思想中的“忠”，让武士以“忠”为始，以“忠”为止。

从而形成了可以有效管束武士阶级的思想道德——武士道。

武士道的产生和发展，给武士阶级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

尤其是在不需要武力解决问题的和平时代，武士的存在变得越发微妙，尤其是那些与君主建立了主从关系的武士，在君主权力的交替下，他们成了无主之人。

得益于武士道的约束，让这些无主的武士有了方向，不至于成为危害社会秩序安宁的潜在因素。

但是武士道作为儒家思想的产物，却又是与儒家思想相悖的。

因为武士道除了夸大“忠”的含义以外，还鼓吹战争的意义。

关于日本武士，有个十分有趣的题外话，历史上，有过很多日本武士切腹自杀的事件。

单单二战时期，就有20000人左右切腹自尽，而历史上，有日本武士杀了11个法国人，最终以20个武士集体切腹作为结束。

尤其是在1232年，由镰仓幕府制定的有关武士的成文法规《贞永式目》的颁面为标志，武家政权主义者为了让武士阶级更加服从管理，不仅要求武士要专注于磨炼自己的武艺，还要以战斗者和从属者的身份，通过杀戮或者自戕来报答主君的恩赏。

不断地鼓吹战争和忠诚，还美化死亡，催眠武士要做视死如归的勇敢者，还故意强调为主君战死而荣的掠夺思想。

而“忠”在儒家的本意里，指的只是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自遵从自己的礼数，虽然长幼有序，但没有绝对的顺从。

但在武士道里的“忠”，就是从者要对主者做到绝对的顺从。

3、为了统治管理阶级而产生的礼仪文化

儒家思想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不仅有政治思想方面，还有日常生活的。

其中最为世界熟知的就是，日本的礼仪文化。

早在日本的传统社会，礼仪作为日本人的一种生活准则，深入民心。

起初，“礼”和“仁”一样，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主张之一，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但是后来，随着当权者为加强统治和管理而进行相关的操作以后，儒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修正和改正。

因此，对于日本而言，“礼”变成了“仁”的一种变形存在，就像是一种外在的表达。

有句俗话说，“一时强弱在于力，万古胜负在于礼。”

这句话的含义，在日本的礼仪政治文化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日本的礼仪文化很特别，表面是上通过“以礼待人”来表达日本人的谦虚和善良中国下层社会儒家思想，但是实际上却是统治者为了让民众顺从而营造出来的社会氛围。

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他们都深知“礼”的好处——约束行为规范，减少武力纷争。

但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压抑文化和思想，导致日本的自杀率居高不下，根据统计，2020年日本共计有20919人自杀，其中女性的自杀人数同比2009年增加了83%。

从年龄段看，40岁以上自杀率占比高达50%，10岁到19岁之间仅有659人。

而无业者的自杀率更是到达了56.2%，由此可见，职业稳定性对于人的心态影响有多重要。

就这样，在日本传统社会上，是为了更好地区分封建统治阶级，礼仪文化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与发展。

再加上儒家宣传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要把贵贱、尊卑、长幼以及亲疏都一一区分开来的，其中，就要求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都要符合其不同的身份地位。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传统社会，尤其是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们，为了能够更好地掌控每个阶级的情况，通过礼仪文化的渗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标准，从而麻木人们的反抗心理。

以美化人伦关系为晃子，让礼仪文化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行为标准当中，从而变成习惯，刻在心里。

在人们都习惯了礼仪的养成后，整个国家的思想就会变得更加统一。

这样，礼仪文化就成为了一种可以约束人们行为和思想，并且成为了政治统治的一种规则和表现形式。

虽然日本的礼仪文化带有很强的政治意思，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有了这般浓重的礼仪文化的加持，才能长久地维持社会的和平发展。

所以，礼仪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同时也是一种治国手段。

在加强人们的文化底蕴的同时，还添加了政治掌控技巧，从而达到长久治国的目的。

日本的传统社会，虽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同时也顺应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少符合自身国情的“非儒”因素。

尤其是在复杂的人伦关系当中，儒家思想的指导很重要，但是却不会盲从，既保留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又融合了自已的特性，从而交织碰撞出新的文化，即使有可能变成“非儒”因素。

所以，不管是“儒”因素，还是“非儒”因素，其归要结底，都是为了能更加顺利地让整个社会体制稳定发展下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李卓，日本传统社会人伦关系中的“非儒”因素[A]，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134页

王育平、吴志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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