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部被冠名“封建枷锁”的经典，可惜很多人不懂其永恒价值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该书的作者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孔子，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这是后世的儒家弟子假托孔子的名字而编撰的。但不论是否孔子所作，都无损这部著作的伟大意义和现实价值。《孝经》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伦理关系构筑的基础理论依据，深刻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文化人格。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出于翻地反封建的思想需要，《孝经》这部儒家经典被冠上了“封建枷锁”的名号，逐渐被囚禁在了“思想糟粕”的黑屋里。这当然有着时代需要，对于这样的归类也无法再置褒贬。但思想革新、文化进步的战火燃尽之后，再来冷眼看待这部著作，就会发现《孝经》里所蕴藏的思想内涵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极具普世价值乃至永恒意义。
在《孝经》的第二至六章，分别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种不同的人，其践行“孝道”的核心内容进行了阐述。当然，这样的分类方法也是被反封建思想者最为诟病，并以密集火力予以攻击的地方。表面看来，这是明显在宣扬“人人生而有别，贵贱亲疏如若天壤”的等级思想。而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也是封建制度剥削、压迫底层百姓的理论根源和罪魁祸首。《孝经》之所以在总论之后，紧接着就以连续的篇幅去论述这五个阶层的人的伦理差异，其主要目的也是在强调和深化、固化这种等级思想。
这种以天然的血统为依据的森严等级制度，在今天的文明社会当然是腐朽、糜烂到臭不可闻地步的思想余毒了。但如若换一个视角去品味《孝经》，我们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会品味出《孝经》这五个篇章所蕴藏的思想对我们的现实文化意义了。
这就如同蛇毒，在我们对蛇毒缺乏足够的了解的时候，在我们只是看到蛇毒伤人肌肤、夺人性命的恶果的时候，我们对蛇毒唯有唾弃、厌恶乃至仇恨。但当我们换一个思路，或者说真正了解了蛇毒的构成、机理之后，就会发现蛇毒也可以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维护健康的良药。世间的万事万物，本来就无所谓宝物、废物和有害、有益的区分，其重点在于如何认识、如何利用，使其“利则取其大，害则取其小”，天下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宝贝。
在《孝经》的第二章，就是阐述“天子”的孝道。原文说：“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意思是说，一个天子（周朝时候的最高统治者）要用仁爱的心、恭敬的姿态，尽心尽力地服侍自己的亲人。但这是远远不够，天子最重要的是用美德来感化、教育百姓，让法律的威严遍及四方。如果用现代的政治学观点来说，就相当于要求天子要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手段并重并用，让恩惠和威严遍及所有臣民，传遍四方乃至影响邦国。
《孝经》的第三章阐述的是诸侯之孝。周朝的诸侯是真正意义上的诸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封地乃至封地内的所有资产、百姓，是享有完全的占有、支配、获利的权力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那些列土封疆的诸侯看做是一个个“独立王国”的。原文的语句浓缩起来就是九个字：“守富贵，保社稷，和民人”。“保社稷”就是保卫王朝的统治基础，让江山绵延、国祚昌隆；“和民人”也很好理解，就是让自己疆域内老百姓和睦相处、安居乐业。
最难理解的就是“守富贵”这一条。有人认为，既然是“独立王国”，封国里的诸侯又是王国的最高统治者，这富贵不但是天生的，而且是世袭的，无所谓守不守啊。事实上，对于诸侯这样一个上无权力限制、下无有效监督的特殊群体，他们最难做到的就恰好是一个“守”字。因为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导致他们最容易自我膨胀、腐朽堕落、横行不法、虐待百姓，这样导致的最可预见的后果就是激起强烈反抗，导致封国不宁、富贵移位，乃至天下大乱。
所以，《孝经》在这部分不仅仅对诸侯之孝提出了目标性的要求，更是不厌其烦地指出了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应该坚守的态度和采取的方法。这种训诫几乎是手把手的教。什么方法呢？用原文的话说就是：“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处于很高的位置上，权力没有约束和限制，就绝对不能骄傲进而骄横，俗语不也说：“人狂没好事，狗狂挨砖头”嘛；谦虚一些、谨慎一些，时常保持警惕和敬畏，就能在高位而免除危险。
做到这些，最重要的就是自律，凡事不要坏了制度、规矩，时时处处乃至日常的用度，也要严谨和节制，不要铺张浪费，不要贪图享乐中国下层社会儒家思想，放任自己的欲望，以至于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中国下层社会儒家思想，就像一杯水一样，既要保持杯子是充盈的，也要警惕杯子里的水溢出来。这段对于诸侯的训诫，与儒家一贯的“中庸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谦受益，满招损”。
《孝经》的第四章就是关于卿大夫的孝道了。卿大夫的孝道重点就在于遵从礼法，谨言慎行，达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的境地。从身份和职能来说，卿大夫是一个转换点。卿大夫既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领袖天子，也不是列土封疆、经营一个独立王国的诸侯，而是为周天子的统治和诸侯王的管理服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具体说就是上级决策的执行者。所以，他们这个群体孝道的核心就是遵纪守法、谨守律令。
但卿大夫这个群体又不是单纯的执行者，因为特殊的地位，他们既是高层决策的直接接受者，又可以最有力地干涉高层决策。甚至因为理解的偏差和个人的某种情感、欲望，扭曲某些决策，直白点说就是很容易“歪嘴和尚念歪经”。所以在这个部分特别强调服从——绝对的服从、毫无偏执的服从。
当然，《孝经》在这部分必须有一个必须批驳的思想，那就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的确，卿大夫的孝道核心是服从、遵守，但这种过度的因循守旧，其结果就是阻碍了创新思维、质疑精神，这也是近来儒家思想颇为受现代人所批判的一个重大缺陷。任何一个群体或民族，缺乏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甚至将这种故步自封作为一种美德来倡导，当然就会将文化福利转化成思想枷锁。
接着就是对士人的孝道要求了。在儒家的世界里，“士”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士”这个群体并非是那些掌握一定的文化、科技资源的知识分子，更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传播者、奉行者。在儒家的学术团队内部，当然有约束其弟子的规范、评判其优劣的标准，但《孝经》这一部分主要强调儒家的弟子在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时候，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保持什么样的状态，以什么样的姿态实现“学以致用”乃至“经世济用”。对于“士”的要求概括起来就两个字：“忠顺”。忠诚而顺从，避免知识分子的桀骜不驯、孤傲清高，积极融洽地融合到社会群体之中。
在儒家看来，庶人是社会的最底层。但儒家的根本思想却从来没有看不起这个群体的意思，最显著的一个例证就是“亚圣”孟子就曾经明确提出了“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论断。而在《孝经》里，对庶人提出的一系列孝道要求里，其实包含着对整个社会的期望。因为庶人是最底层的，是数量最为庞大的基础性群体，所以对庶人提出的孝道标准其实是所有人都必须首先做到的，是前提意义上的。
分门别类对五个社会阶层的孝道进行概要介绍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孝经》并不是简单的伦理规范，它所倡导和期望的，其实更多。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五个标准看做是不同身份、职业者的岗位职责、职业道德，因为除去《庶人》这章，对其他身份人群的孝道要求，并不是“爱亲、孝亲、养亲”这么简单，而是要求他们以孝道为圆心，根据自己的身份、地位特点，将孝道“仁爱”的内心选择弘扬光大、由近及远、推而广之。
其实一个最为完美的社会，不就是每个人都按照社会分工、恪尽职守，干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吗？“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就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社会形态。另外，每个人所出的社会阶层、所从事的职业或者说所扮演的角色都是相对的，例如一个人，他既可能是一个高级官员，他也可能同时是一个儿子、丈夫、父亲，他就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合理地把握、理解和进入不同的角色，然后按照不同的角色要求，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而《孝经》最具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的思想，也就在这里。
孝道的基础性标准是看似针对庶人的，其实就像前面说的，是每个群体都必须遵从的。“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如果直白地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努力生产，勤俭节约，不要惹是生非，好好地赡养父母。但更进一步理解，“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不就是要求人们要尽可能地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不断地扩大生产，积累物质财富吗？这种要求即便在今天的社会，也是具有时代价值的。“谨身节用”，这也更好理解了，就是诸葛亮在《诫子书》里说的那样，“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吗？这种对于个人修养的要求，似乎是永不过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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