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奴隶制逐渐解体，西周王朝日趋衰弱，周天子“共主”的权威地位丧失，形成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同时，周王室垄断学术文化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学在官府”为“学在四夷”所取代。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尚未形成，整个社会的学术环境相对比较自由开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辉煌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应运而生。孔子在上古人文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教化思想，反映了孔子对人本身的关注和重视。

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孟氏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子张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八个门派。其中，孟氏之儒影响最大，史称“孔孟之道”。孟子在继承孔子“仁”的基础上，主张实行“仁政”。孟子仁政的哲学基础和依据是他的“性善”学说。他认为人性本善，人文教化就是要善于培育人自身内在的先天遗传的善性，也就是要善于培育发展人的“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就可以造就“仁义礼智”四德之人。统治者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就是“仁政”。

儒家发展到战国后期，孙氏之儒的代表人物荀子，他从人性本恶出发，既重视儒家的“礼治”，又重视法家的“法治”。他强调“礼”与“法”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他认为“礼”是根本原则，“法”是具体措施。他强调人只有经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实现人自身“化性起伪”的目标，才能使人化恶为善。在天人关系上，率先从理论上将人与神、自然与社会区分开来，认为人类社会的“治”与“乱”与人自身有关，与“天”无关的人文教化思想，闪耀着唯物历史观的思想光辉。

先秦儒家主要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他们以上古人文教育思想为源泉，立足于仁学、仁政和人性道德伦理修养为目标，强调人内在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炼，以实现“内圣外王”的修身目标，奠定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人文教育思想的基础，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秦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社会相对比较安定，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大融合。但秦始皇在建立大一统文化体制的同时，尊崇法家的理论，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使儒家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大浩劫，使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不复存在。

西汉初年，汉高祖采纳陆贾的建议，遵从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主张“行仁义，法先王”，与民休养生息，使黄老学说成为汉初主流文化的导向。同时，汉初的黄老学说中以道家教化思想为主体，又兼容了儒、墨、法各家的思想，成为新道家教化体系，真正实现了“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混合的“道德无为型社会人文教化思想、仁义伦理型社会人文教化思想和刑赏法治型社会人文教化思想。”（陈超群著：《中国教育哲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卷，第552页。）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中央实行的“无为而治”与诸侯国的“有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汉景帝时爆发的“七国之乱”，说明了黄老学说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统一全国的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大儒董仲舒在反思历史教训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正迎合了汉武帝有所作为和思想大一统的需要，使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成为统治者的主导思想。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的教化政策，不但使孔孟思想成为汉代统治者的正统思想，而且影响了中国汉代至明清两千多年人文教育思想的发展方向。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重新走向大分裂，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教化思想开始动摇。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思考人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社会人文教化领域产生新的价值取向，玄学、佛学和道学的教化思想慰然成风，传统儒家的人文教化思想开始衰弱。士族贵族阶层掀起了一股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玄学思潮，用老庄道家教化思想来抨击儒家所倡导的名教思想。汉末许多地方豪强地主都想拥兵自主，以武力夺取天下，所以，他们必须先从思想上打破儒家伦理思想的束缚。

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背景下，许多文人士子在绝望中也开始转向谈玄说理，使玄学开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派，提出“崇尚自然”的教化思想，反对儒家以六经为教化内容，而贵族阶层也常借玄学的自然虚静来掩盖他们精神的空虚，从而使汉以来以纲常名教为教化内容的儒学开始衰败，失去独尊的地位。

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积极提倡儒家的人文教化思想。隋文帝创立科举制度，促进文人士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他令地方官员和士人搜集整理儒家经典，征召礼聘各地的儒学名士，委以重任，造就出一大批名儒，使汉朝“尊儒”的风气在隋朝又一度得到复兴。

唐初统治者继承并发展隋朝“尊儒”的社会教化政策，形成以儒学中心，以佛道为辅助的社会人文教化思想。唐高祖下诏要求兴化崇儒，颁布《兴学敕》，要求“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出现“学者幕响，儒教聿兴”的局面。唐太宗设立弘文馆，选拔天下儒士为其所用，使崇儒兴学的文教政策得以确立。为了鼓励士子学习儒家经典，他令孔颖达负责编撰《五经正义》，颁行天下，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为了整顿礼仪，唐太宗令人制定《大唐开元礼》，从思想到行动践行儒家的教化思想。这些措施不但统一儒家学说，而且提高了儒家思想在社会人文教化中的主导地位。在治国理政上，唐太宗果敢地提出“以文治国”的大政方针，决心用儒家的经典思想来作为“施德政、行仁政、倡教化”的指导思想，以净化社会风气和民心。儒家经典学说自汉武帝之后又再次被统治者定为官方和社会人文教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玄宗统治时期，强调“以孝治天下”，并亲自为《孝经》作注，颁行天下，作为国子学和地方官学的教本，使儒家“孝”的思想对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中后期，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由于皇权旁落，国势衰弱，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唐统治者提出“忠君爱国”的教化思想，用“忠”来取代盛唐时倡导的“孝”，使“忠君爱国”成为中唐以后社会人文教化的核心内容。同时，隋唐统治者虽然都强调以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人文教化的核心内容，但并没有采取“独尊”的政策，而是采取以儒学为正宗，儒释道三教并重，多教共存的政策，这有力地促进了三教相互吸收和融合，造就了一种大度、开放的大唐文化氛围，使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得到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自由、活跃和开放，为唐朝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大宋王朝建立后，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主张“兴学育才，广办学校”，重视用儒家的思想来教化学子。宋太祖撰文颂扬孔子和颜渊，宋太宗不断提高儒学在社会人文教化中的地位，明确规定选用的人才必须精通儒家的经书要义，必须遵循周孔之礼。宋真宗以后，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更加突出。1008年，宋真宗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又加谥为“至圣文宣王”，并撰文《至圣文宣王赞》，称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后又撰《崇儒术论》，称颂儒学为“帝道之纲”，并令邢昺、孙奭等人重新校定《周礼》等《十三经正义》，颁行于学校，作为国家法定的教材。在统治者的重视和鼓励下，先后出现了以范仲淹、王安石、蔡京为代表的“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这三次兴学不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推动北宋王朝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深入推行，为宋朝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大宋王朝在尊孔崇儒的同时中国传统佛家教育哲学，也大力提倡佛道的教化思想，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社会人文教化格局。

元朝统治者全面推行“遵用汉法”的文教政策。元世祖重用汉臣，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将尊孔崇儒定为国策，承认并提倡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用汉文化中的儒家教化思想来教育培养学子，在全社会形成尊孔崇儒之风。1308年，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称赞孔子为“万世师表”中国传统佛家教育哲学，并将孟子列入“亚圣”地位。元仁宗提出“修身治国，儒道可切”的主张。（《元仁宗本纪三》）元统治者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其治国理念也由“武功”转向“文治”，主张以文治国，广泛征招有治国兴邦之才的儒士，正式确立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将程朱理学作为治国安邦的大道，使儒学在元朝继宋之后继续得到发展。

明初统治者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将理学思想作为文化教育领域的主导思想。1365年，明太祖下令“国家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1415年，明成祖令翰林学士胡广等人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学校教科书，使程朱理学成为明代士子读书入仕的基本学习内容，使程朱理学成为“独尊天下”的社会人文教化思想。同时，明太祖对不利于其统治的思想学说采取打压排斥的政策，对《孟子》中的民本思想全部删除，并将孟子逐出孔庙，免其供享，反映了明朝文教政策的专制和霸道。随着程朱理学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理学教化思想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和生命，加上学子为了获取功名利禄，埋头于四书五经，使明代的科举制度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牢笼，严重阻碍了社会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在社会人文教化上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清初统治者以“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作为文教政策的总方针，将儒家思想作为教化民众的主导思想。1644年，顺治帝封孔子的世孙孔允植为“衍圣公”；次年，又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改封为“至圣宣师”。1683年，康熙皇帝亲自书写“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在各地的孔庙中，并亲自到曲阜孔庙祭孔。乾隆皇帝曾九次赴曲阜孔庙祭拜。清统治者以《六经》作为巩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五十年，令人修《性理精神》，并为之作序，颁行天下，宣扬理学中的“忠”、“孝”思想，以教化民众。程朱理学不但成为清朝社会人文教化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儒家文化在清统治者“崇儒重道，以孝治国”教化思想的引领下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发展，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从思想上奠定了基础。但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入侵，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和解构，传统儒学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发生了生重大的转变，使儒家文化和宋明理学的教化思想开始分化和瓦解，代之而来的是救亡图存，经世致用的教化思想成为晚清社会的主导思想。

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取消了清朝“忠君”、“尊孔”的教化主张。由此引发了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激烈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儒家教化思想维系着中国人的心，可以净化人们的本心，可以培育民众高尚的道德情操，长期在中国社会人文教化中发挥着重要的教化作用。有些学者却认为，儒家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产物，其教化思想已不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若倡导尊孔必然导致专制与复辟，所以主张必须完全抛弃儒家的教化思想。特别是在袁世凯尊孔复辟和张勋、康有为的复辟帝制之后，使儒家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至五四运动前夕，在社会文化领域，先由反孔进而形成全面的反传统，使儒家文化被全面打倒，代之而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教化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蒋介石将儒家文化融进“三民主义”教育方针中。1931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通令全国各校一律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匾额。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教化思想是融合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中国传统儒家教化思想及苏俄社会主义思想。蒋介石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一步儒化，将儒家伦理道德教化思想与三民主义教化思想融为一体，为他所用。

抗战时期，现代新儒家已发展起来，其代表人物贺麟认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他将儒家思想文化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极力寻求儒家思想文化的新发展，也就是“吸收、转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文化。在民族文化上、在教化思想上收复失地，实现民族传统文化和教化思想的独立和自立。现代新儒家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主张挽救被人心所厌弃的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人文教化思想，以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抗战的力量，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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