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知识社会史考察，本文认为《万有文库》作为近代以来第一部大型的“全学科”视域丛书，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近代的知识生产格局 ：第一，商务印书馆等现代出版机构开始接续政府职能，成为近代知识整理的主要承担者；第二，出版机构不再仅囿于知识生产，开始参与新式图书馆系统的建构，同图书馆的关系于“为馆配书”外增添了“因书建馆”的复杂性。这一过程表明，《万有文库》同“民众教育运动”的“亲”缘关系要更甚于“新图书馆运动”，绝非后者的附庸，其参与知识服务的主动性以及驱动近代图书阅藏机构建设的能动性均被低估。
[关键词] 《万有文库》知识普及民众教育新图书馆运动
1929 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发售《万有文库》丛书。“四库旧藏，百科新著”兼而有之的这部丛书，其所拥有的过往与当下、东方与西方的“全学科”视域，使其具备中西融合、古新兼备的独特属性，截然迥异于彼时与过往时代的丛书样貌。这意味着，《万有文库》不但是一次对存续日久的文化典籍的整理活动，同时也是对正在进行中的现代知识的一次阶段性回顾与梳理。二者齐头并进，别具一格。
《万有文库》从 1929 年开始出版第一集，到1936 年第二集发行结束，两集累计 1712 种 4441 册。这个数字当然没有满足主编王云五最初的预想与期许，“定名为‘万有文库’，隐寓一万册为最终目标之意”的丛书，最终因战争原因于千种而戛止。不过，这部未过万种而“名不副实”的丛书，于影响上却是突破了数字的樊笼，溢出了出版行业，兼及图书馆领域。它创造了出版界的诸多第一，并同图书馆濡沫涸辙地彼此助益，凭借一部丛书的能量，出人意料地高速推进了后者的近代建设。本文从《万有文库》开拓的丛书革命之风为起始，探讨其在编辑过程中如何通过对图书馆技术的运用而建构了同图书馆的新关系，在此基础上挖掘其对近代的新图书馆运动以及知识下沉的突出作用。
1创建文献集成的民间主体模式
1920 年代初甚至更早时间，知识文化界就开始关注“聚书出版”话题，并有意识地“鼓吹”巨型化的丛书出版事业。1922 年全国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预示了民间主导大型丛书生产的开端。为新时代制造“令典”，以“自成巨观”之躯对抗域外目光、增固自我文化，以及贮存文献以防失散、以垂永远的意识，是这部古籍丛书的出版宗旨所系。这一出版行为，同时也意味着大规模的知识整理，由言论转向力行。
自 1929 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出版之后，书业界大型丛书的出版开始呈现出风发泉涌的态势。观察发现，《丛书集成》《四部备要》《各省通志》《古今碑帖集成》《珍本医书集成》等一众颇具声望的大型古籍丛书，几乎无一例外皆出自诸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民间出版机构之手。民间出版机构的大型丛书出版之旅，提示了一个重要文化事实，即近代的知识整理与生产主体正发生型变，中国古代沿袭千年由政府主导的大型丛书、类书的出版传统被消解，对知识进行整理、组织、流通的工作开始由民间出版机构接手。政府角色的淡出，意味着官方对系统化知识的控制与垄断被打破，而文化整理的权能快速流入民间，表明出版之中的权力型构格局发生了具有现代特点的变动。
不同于古代大型类书和丛书的单纯文献汇聚性质，《万有文库》的制作模式，虽有整理的成分，但创作性知识生产更为突出，丛书中有关新学和西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商务印书馆约请人新撰写的，它显示出民间主体真正空前的文化自信和丛书制造活力，为知识市场带来了新的航向。它一方面推动了近代社会文献学意义上的文化整理，另一方面更驱动了现代知识的生产与创新。
然而，这种民间主体模式并不意味着出版生产一定会撇开政府，相反，《万有文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版者有意识的于丛书销售环节，借由政府的权力通道，构建了一条畅达的发行渠径。在商务印书馆的多方活动与游说下，1932 年 10 月，南京国民政府下达通令，由内政和教育两部转饬所属相关机构购买 ：“查图书设备为增长民智之唯一方法……本部等有鉴于此，特会令各省民政、教育两厅转饬所属每一县市政府务需购买《万有文库》一部，存置各县市教育局中以充实地方图书设备，并由教育厅统集订购，以省手续而节经费。”疏通官方，借由官方的指令发行大型丛书，是民国出版界几乎通行的做法。在出版者一方，当然是促成更多的销售以获得商业上的利益 ；在政府方面，虽然文献与知识控制的主体地位已然无可置疑地疲弱了，但通过文化选择与行政指令，在发行和收藏环节施予相应的影响，表明其对知识社会的管理并不甘于缺席，以与民间出版机构互动的方式，依然发挥其并不算微弱的文化导向作用。
2创建成立图书馆的快捷方式
“非以一学科为范围，乃以全智识为范围”的《万有文库》，按照科目分作《国学基本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百科小丛书》《师范小丛书》《农学小丛书》 《工学小丛书》《商学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体育小丛书》等 15 类二级丛书。《万有文库》总主编和总策划人王云五一开始就把目光瞄准图书馆集体采购，一方面集成系统化的文献，以匹配一般图书馆“面面俱到”的馆藏需求 ；另一方面又按照他创立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将每一本书的分类号刊载于书脊之上，并附上一个四角号码的书名片，从而方便书籍在图书馆中的后期管理。我们知道，图书分类法和查检法，是近代图书馆界逐渐发展起来的信息组织与管理的专门技术，但将这一技术前置至出版环节，则是《万有文库》的出版创意。商务印书馆这一煞费苦心的破天荒之举，折射出近代知识发展过程中两个面向的问题。
其一，近代骤然剧增的知识，以及中西掺杂的知识分布，促发了为新时代打造系统化、组织化的知识格局的诉求。
清季以来，西学渐趋全面进入中国，从知识的总量上加速了信息爆炸的局面。新旧知识间的博弈、信息总量上的骤增，增添了知识分类与管理的难度，也驱动了信息管理机制与技术的勃兴。四部分类法这一传统的知识分类方式，在众口难调的知识需求下，难以将新时代的内容生产与信息管理装进这一传统框架。同时，以学科分化为前提进行知识分类的欧美主流图书分类法，在“拿来主义”盛行的民国语境内，则又遭遇了传统文化的叩问。这种新旧
知识无法涵容共处的情况，催生出了包括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何日章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陈伯达的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陈子彝的苏州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在内的本土分类法体系。中西结合的上述图书分类法，将本土的与外来的、传统的与现代的、旧的与新的各类知识在知识分类体系内实现了以学科作航线的信息整合，为本土旧有的传统文化顺利融入新的学术环境与知识市场提供了技术前提与基础，也某种程度上重新界定了近代中国的知识格局，使得中西文化秩序井然，各具位置。
商务印书馆敏锐捕捉到了内容生产与知识管理中这一当务之急，进而生发了自觉借助分类与检索机制从源头上控制知识生产的现代出版意识。涵容了汉译世界著作与传统古籍的《万有文库》，便成为“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这一新技术的首个实验所。通过这种新型编排方式，《万有文库》顺利实现了对清季以来快速累积的新旧知识的全面回顾和整理。对全学科分门别类的操作，使得《万有文库》在出版环节的编排上有条不紊，并在收藏、流通环节上获取到技术的支撑。一项技术两种用途，《万有文库》和图书馆在编辑与管理上因一部分类法而实现了功能上的互通与基因上的链接。
其二，1920 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发展图书馆以满足公众的知识需求成为社会共识，但是现实中一直苦于“经费拮据”“人才缺乏”“管理不善”等问题的困扰，《万有文库》尝试从知识生产方面入手破解了这一难题，说明知识社会各环节协同作业的必要性及其社会价值。
《万有文库》贯穿始终的广告选词，均同“图书馆”二字共进退。如投放《申报》上的第一条广告题名《以整个的图书馆贡献于社会的〈万有文库〉》所示，它从不讳言自己是为图书馆建设而来——鉴 于“比年国内图书馆运动盛起，而成绩不多遘”，内容精当、管理简便、检查迅速的《万有文库》，“第一义即在减轻图书馆的开办费，并节省平时的经常费”。首先是开办费的节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供献于社会”的《万有文库》，“因内容之丰美，编制之完密，其本身固不啻即为一图书馆”，购备一部“立可成一图书馆”，图书馆建设者不用再大费周章四处甄选、采集图书以充实馆藏，为图书采编环节节省了人力成本 ；其二，由于《万有文库》“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使得“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以三四百元致之”，在图书价格上实现了价廉物美的定位，为图书馆馆藏建设节省了财力。
其次是经常费的节省，也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 一，由于出版编排环节便井然有序，《万有文库》更像是一个有机体，在其“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编列统摄下，图书馆不用雇佣具有专业知识的图书馆馆员即可顺利实现排架工作，部分解决了图书馆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 ；其二，图书的日常借阅管理工作在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帮助下能得到“极度简单化，因而以微小的开办费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图书馆后，其管理费用可以降至于零”。
可以这么说，以低廉的平装本面世、又具备微小化日常图书管理前景的《万有文库》，提升了创办图书馆的快捷程度以及图书管理的便利性，直接缓解了由技术与经费双压下的图书馆建设窘境，为1930 年代前期图书馆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3创建城乡双向延伸的阅读地图
以“创办图书馆的快捷方式”示人的《万有文库》，凭借“图书馆”三字意涵中的文化图景想象力，捕获到的不仅是公共机构，也深入到个人和家庭之中，甚至普及至专业性与职能性极强的机构。铁道部、宗教机构、矿藏冶金部门、邮工系统、军舰军校等军事系统、公安系统等，均主动购求《万有文库》，实现了王云五“想把整个的大规模东方图书馆化身为千万个小图书馆，使散在于全国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而且可能还散在许多的家庭”的出版愿景。两集出版完结后至抗战开始之前，“第一集售出约八千部，第二集约六千部。而凭藉该文库以成立之新图书馆在二千以上”。
此间耐人寻味处便在于这一“新”字。这意味着，凭借《万有文库》而建立起来的图书馆自有其别具一格处。从《万有文库》的多则广告中可窥这一“新”字指涉，以下仅举一例。1931 年 9 月《万有文库》还在发售第一集，商务印书馆于《申报》上登载了一则统计数据，不畏篇幅冗长，将订购《万有文库》的图书馆机构一一列举出来，总计 211 所。在这211 处图书馆中，以“教育馆”“市民教育馆”“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图书馆”“民众图书馆”“通俗教育馆”“通俗图书馆”“巡通图书馆”等字样命名者为 109 处，占据总数的半壁以上。
如果引入学术统计数据，便更能说明以上广告数据所勾连出的问题。1935 年，许晚成编《全国图书馆调查录》，收入全国 27 个省市图书馆共 2520 所；1936 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发布的《第二次教育年鉴》显示，全国图书馆总数为 5196 所 ；同年，《申报》深入全国各县图书馆进行统计调查，其统计结果是5183 所。不难发现，教育部和《申报》的统计数字几乎是许晚成统计数字的两倍，数据的差异则要归因于统计样本的不一致——教育部与《申报》的统计对象更加精微，其涵盖了全部民众教育馆和其他社会团体附设的图书馆，而许晚成则对此几乎忽略不计。被许晚成忽略的上述两类图书馆于《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分别达 990 所和 2542 所，共占总数的 68％。这同《申报》广告中出示的“凭藉该文库以成立之新图书馆在二千以上”的数据不谋而合。这些数据共同说明，因《万有文库》而成立的新图书馆，大多为深入县乡的近代基层图书馆，即本身兼具图书馆职能的民众教育馆以及其他民众教育机构附属的图书馆，民众化程度浓郁。这拉伸了《万有文库》的立体影响力，说明其受众已然突破都市一隅，由“民众教育”运动而下沉至阡陌乡村。
从笔者所查资料统计看，“民众教育”（连同近义的“通俗教育”一词）自 1919 年开始于报纸杂志中零星出现国学书库检索系统，1927 年则陡然被频繁宣传讨论，备受关注，1930 年代成为其进出媒体频率的高峰期。“民众教育”骤增的 1927 年，时间坐标上对应着近代中国的政权交替。从这一年开始，连同之前出现的“通俗图书馆”“民众教育馆”“民众图书馆”“民众教育图书馆”“教育馆”“通俗教育馆”“市民教育馆”“巡通图书馆”等指向于推进“民众教育”的词汇，摩肩接踵汇聚各路媒体。不难发现，《万有文库》出版期间（即 1929—1936 年），正对应着新晋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提倡民众教育时期，“通俗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更是自 1928 年开始频繁出入于政府文件中。如果说《万有文库》借力了近代的“新图书馆”运动，倒不如更确切地说，它借取的是“新图书馆”运动源头的“民众教育”之风。
这起到了两个作用。其一，商务印书馆开创了“因书建馆”的先河，部分改观了出版机构和图书馆间“为馆配书”的单一化关系，提升了出版机构在知识传播过程中的能动性，也为出版业开拓了可资鉴取的新型发行方式。多种名目的图书馆因一部《万有文库》拔地而起国学书库检索系统，因书而建馆。“似此以民众教育经费之一部分即能成立全省各县民众图书馆，诚千载一时之良机”，基于这种认知，各地省市当时便“通令各该县限期一律成立民众图书馆，即以该《万有文库》为基本图书”。仅以 1934 年商务印书馆销售部的《万有文库》第一集全国售卖数据（自发行以来的部数统计）为例，虽然购者并非全部为新建之图书馆，但是通过 3979 部的总量亦足以管窥推测彼时因《万有文库》而建馆的盛况 ：
黑龙江 1；吉林 18；辽宁 229；察哈尔 22；绥远 8；河北 255 ；河南 128 ；山西 94 ；山东 345 ；陕西 47 ；宁夏 3 ；甘肃 12 ；青海 2 ；新疆 2 ；安徽 95 ；江苏564 ；浙江 280 ；福建 105 ；江西 76 ；湖北 122 ；湖 南 292 ；广西 239 ；广东 462 ；四川 407 ；贵州 48 ；云南 123。
其二，《万有文库》的阅读地图伸触至郊野乡间，以及具体到城市中机关、团体、学校等群体和单位附设的图书阅读场所，辐射广泛。尤其在乡间“巡回文库”和流动图书馆方式的运作，以及城市中读书会活动的推动下 ，《万有文库》的受众得以实现空间意义上纵向与横向交织的双向拉伸，从而助推《万有文库》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众读物。
一部《万有文库》，可分解为无数小的文库，于乡间巡回流通。这在当时的许多省份，如云南、湖南和浙江均有类似记载。尤其云南省，政府还专门出台了《〈万有文库〉巡回办法》《云南省教育厅〈万有文库〉巡回全省办法》等文件，通令下属认真执行，并对此进行反复的讨论和督促，认为“《万有文库》巡回各县，意在引起民众读书之兴趣，藉以灌输新知，于社会教育之普及，关系至为密切”。
4结语
为图书馆订制而生的《万有文库》，以“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方式进行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全学科视野的知识整合尝试。在提倡民众教育的时代风气下，以辅助建立图书馆为自我愿景的《万有文库》，为商务印书馆赋值了知识管理与服务的社会角色，提升了出版机构于知识传播中的能动性与影响力。
同时，商务印书馆通过将知识分类以及检索法内置于书籍中的编辑运作，参与到了图书馆的建设、管理、服务中去，具备现代特征的地方知识中心亦因《万有文库》而设立和存续。这种灵活运用图书馆技术与方法的编辑模式，也促发了出版机构与图书馆间新关系的建立——以往出版社在“为馆配书”的关系格局下，往往处于被动，而此番《万有文库》调动图书馆“因书建馆”的例证，说明近代出版机构的职能已经远溢知识生产领域，开始参与知识的传播与阅读环节，为知识场域带来了结构意义上的突破。这对于扩大读物的辐射范围、促进知识的下沉，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原文载于《出版科学》2019年6期
转载请注明出处：古易居，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