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善与恶
1、文化与文明
在中文语境中的一般论述中，我们常常混用‘文化’与‘文明’两词。
在中文词义中‘文化’有以文教化之的意思。
西汉刘向之《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而‘文明’的词义指以文使之光明。
《易经·乾·文言》中：“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很显然，‘以文化之’词义更显中性。以文把人教化成什么？是翩翩君子还是惶惶小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明，曹学佺），显然文章教化的结果好坏都是有可能的。
而‘文明’的使之光明含义，则清晰指向了改造的价值观取向。改造的结果必须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正大‘光明’的。因此‘文明’在中文词义里，具备积极正向的价值观取向。即作为指导实践的价值观取向被文明要求是‘向善’的。
由于‘文化’词义的价值观指向不定，所以它可以是流芳百世的文化精髓，也可以是腐化堕落的糟粕文化。所以‘文化’必定指向非常具象的存在形式。它以各个具象的形式呈现出人类存在的各个局部形态。
而‘文明’具备了明确实践结果的价值观前提，她呈现出特定人类范畴的宏观描述。这个宏观描述，是基于价值观前提，对所有文化领域，选择性总结的结果。也就是说，‘文明’是基于自身‘向善（光明）’的价值观，对所有之下文化形态进行筛选后的总结认识。这个总结摒弃了那些被历史淘汰的部分，抽象总结出最精华、最光彩、最伟大的部分。木兰从军的文化精神一定融入了华夏文明的活灵魂之中，而一度‘时尚’的裹小脚必然作为文化糟粕抛弃出我们的文明。
当然了，这里必须再次强调，这只是对中文词义的分析。因为我们只以华夏历史确定了华夏文明才进行了这样的选择。人类历史大量案例及大量非华夏文明所呈现出的总体面貌，证明‘向善’的价值观选择并不是人类众多文明的常态。
就如当下人类主要文明之一的西方文明（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的新教引领下的欧洲基督教文明）。在海洋时代走向称霸世界道路上，令人不齿甚至让所有有良知的人类愤怒的殖民主义历史，及发展出的为此辩解甚至鼓吹殖民奴役行径正当、合理的相关理论，就呈现出与华夏文明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取向。
"那些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会消灭人类中阻挡前进道路的部分，如同它们消灭猛兽和无用的反刍动物一样严厉。正如野蛮人取代了较低级动物的地位一样，假如他作为一个野蛮人得时间持续得太久，也就必须让位于比他高级的人……因此，显然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主要是社会性的人对反社会性的人的征服；或者，严格地说，是更加适应的人对较少适应的人的征服...
文明中的那一阶段——强者强行排除弱者和野蛮压制的制度——总体上数与有利的阶段，是自发而必然产生这些事情的阶段."英《社会静力学》 [2]）
同样，拥有漫长历史的印度文明（古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之后构建的‘婆罗门教－种姓制’结构的文明样式）至今在社会层面未彻底灭绝清算种姓制，无论在其社会结构还是对外关系中与其周边国家普遍的表现，都在现实层面反映出与‘向善’完全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取向。
这些重要的人类文明类型，呈现出的‘非向善’的价值观朝向，直接证明中国人对文明的价值观‘向善’取向的定义仅仅是华夏文明自有的（注：本书会混用一些词汇，如‘中国’‘中华’‘华夏’、‘世界’‘宇宙’等）。
每个文明呈现出自有的独特性。往往都来自自身的独特的价值观取向，来自各自鲜活的文明的特质不同，而非现实存在具体样式的差异（文化差异）。
我们华夏人曾宽衣广袖，也曾胡服骑射，如今穿着西服T恤，外在形式的文化变迁不代表了我们的文明进行了改弦更张。我们自古认为仁者爱人，人皆有恻隐之心，所以尊老扶幼，以无辜欺凌弱小为耻，所以自然不会走向落后就要（弱小活该被欺！）挨打（向恶价值观逻辑）的殖民主义道路，今天再次复兴自然也不会选择称霸而崛起。相反华夏文明的再次复兴，要以实现全世界人民共同幸福（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自身文明复兴的主要实践目标之一。这是华夏文明的特质决定的。
不以善利天下百姓，天下百姓何以乐而从之？
不以天下兴盛为己任的文明，何配与天下同寿？
2、善恶之辨
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人类现有对价值观的讨论，结果往往是混乱未定的。比如对价值观最重要的一对概念‘善’与‘恶’的分析，细究起来就有很多彼此之间非常矛盾的观点。且不说众说纷纭的不同定义，就如前文对西方殖民主义是价值观‘向恶’的定论，或许就有人会质疑：当年的欧洲殖民者，对世界的殖民掠夺，不是成就了欧洲社会的高速发展么！不因此造就了之后欧洲称霸世界，从世界获得巨大财富，从而使欧洲各国及人民获得巨大好处了么！对欧洲人民而言，抛却虚无的价值观口号，殖民主义对欧洲人而言，如果不是善，那会是什么？
这种质疑确实是对事实结果的一种描述，在逻辑上毫无毛病。所有的价值观一定是特定群体视角下的价值观。
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为了让处于共同社会中的所有个体团结一致，采取相同的实践方向。就需要一套说服社会所有成员同向行动的逻辑（理论）。这就是价值观最核心的功能。
价值观维护了个体对族群、社会的认同。通过鼓励有利族群的行为，惩罚有害与族群的行为，让族群能得以存在、发展、壮大。
在人类大同实现之前，善恶这类价值观概念，一定因群体间差异及相互间关系的不同而呈现不同 。
中文‘善’字本意吉（《说文》善，吉也）。吉意味实践结果给人非常幸福、非常有利的状态。
对己有利华夏文明易经全文，为吉，即为善，对己有害为咎，即为恶。
因此，善恶是主体（群体）对实践结果的对己利害状态的评价。如果某种具体利害的内容、结果对群体的重要性非常高（利害的结果能得到或失去吉的结果），它就会上升到群体最高级别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规范实践朝向。
群体必须扬善抑恶，形成利于自身的价值观朝向，才能确保群体的有效存在，并谋取自身的最大幸福状态。
因此，如果非要对善恶下个较为通用的定义：
善者利众；恶者害众
或者说：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众’的群体范畴的流变及价值观的内外双重标准
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这里的‘众’的概念范畴在现实中呈现不断流变得状态。
天下未有一统，故各族群并立。‘众’可以是家，可以是党，可以是族，可以是国，也可以是天下人类。即便同一族群，在历史大河里其范畴也是不断流变的。就如当年的中国是中原诸侯之中的中央方国，今天的中国是雄踞东亚的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的东方大国。
族群的差异及相互关系是各个族群的价值观差异的根本原因。
尤其当不同群体之间处于对立关系中，对同一事实结果的善恶评价呈现完全相反的状态。
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的奴役掠夺，对殖民者是‘善’的，但是对被殖民者是恶的。
法西斯主义对己之‘善’，对犹太人而言，就是恶。
日本军国主义攻占南京屠城是对日本获得远东利益的‘善’，而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民而言，则是穷凶极恶！
即便抛开这些过于极端的案例，我们来看日常生活里的现象：阻止垃圾回收站在自己小区边建设，反对通信基站建在自己楼顶，对一些居民而言是‘善’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以邻为壑的行为，即便不能称为恶，也绝对不属于善的范畴之中。
我们看到，处于利益对立关系下的族群，价值观标准往往表现为内外不一致的特性（双重标准）：
他们赞扬自己族群成员的忠诚，却对对立族群成员的背叛称善；
他们要自己族群追求幸福，却对对立族群的苦难欣喜；
他们对外把“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作为其族群对外探索进取的荣耀[3]，却用各种法律、规则严厉惩罚族群内成员相互间撒谎、欺骗、偷窃这类行径。
...
这个内外不一致性强化了族群封闭性。如果某一族群主要价值观内外双重标准表现过于极端和广泛普遍，会很大程度强化了外部族群与其关系的对立性，甚至是敌意。比如，‘帝国主义者们杀死你们是为了赐予你们民主自由’这类极端双标的表现。如果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甚至破坏族群之间的和平融合（甚至是和平交往）的可能性。从某个角度看，自我过度封闭的，普遍持有双重标准的文明，在面对同化其他族群的问题时，往往最终只能选择暴力征服、甚至灭绝对方等有限手段。参见殖民主义历史及两次世界大战。其核心原因就是双重标准直接造就了族群间的对立，两者形成了同比变化（双标越严重，敌对性越激烈）。这就使得对抗无论什么结果，对抗的族群双方都无法轻松地接受对方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是族群维系内部认同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族群对抗，尤其双重标准下的对抗，最终往往只剩下消灭（瓦解）对手族群这一条道路。
人类大同需要主导文明价值观呈现内外一致性
善恶概念无法统一认识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暂时还没有实现统一（命运共同体、大同世界、共产主义）。虽然人的最高群体身份认同，随着历史的进步是在不断扩展的。人类从原始社会对一小群人组成的亲缘部落成员身份的最高认同，发展到今天对十几亿人组成的民族国家成员的最高身份认同。今天一个中国就是“百国之和”[4]。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区域一体化实践方兴未艾，人类从民族国家发展阶段向区域融合阶段发展，这里历史发展的脉络及趋势越来越清晰——人类族群规模及范畴在历史上不断融合扩大，因此人类最终必然融合一体。“我是一个人”，必然成为未来人类华夏文明易经全文，付诸于实践的至高身份认同！但按现有世界现实情况看，人类离天下大同的目标还会有很长的历史过程要走。
因此，在可见的历史中，不同族群共存与地球，仍旧是人类社会的主要存在形态。所以，处于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关系中的不同族群之间，是很难对善恶具体的内容概念达成一致观点的。
于是人类处于这样一个微妙的历史阶段——我们依然有族群之别，但我们都知道彼此必将会融为一体。
因此对各个族群而言，现实显现出巨大的矛盾：每个族群必须维持自己作为利益主体下的善恶标准（自利的，内外间的双重标准？），但是又要考虑未来族群融合趋势下，要求价值观标准的表现内外一致曾经的不同族群合而为一，价值观从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向同一族群的趋同性转化。如果主导文明持有的内外双重标准，在向单一标准的转化时就产生了逻辑和实践的巨大矛盾和障碍。就比如 2020年美国发起的“黑命贵”运动中，以及到2021年，西方国家内部普遍发生的对自身殖民主义暴行的批判反思现象中，我们看到双重标准的殖民对立时期向单一标准的民族融合期过渡中，把曾经奴隶不是人的双标，想转成今天奴隶主和奴隶的后裔要形成一个族群，因为曾经历史行径的不可原谅，反思运动不是促进了社会的融合，而是将历史的伤疤撕裂，并强化了内部不同族群的对立，以及造成了内部价值观认同的分歧和混乱。这都是当年双重标准极端表现的严重后遗症。因此历史教训显示：在族群分立时不能仅仅考虑自己族群的绝对地利。以己度人、感同身受，和平交流、合作发展，这意味着文明的价值观需要内外一致，这才能使未来必然的族群融合的阻碍最小化。
实践要求必须调和两者的矛盾性。或者更加干脆些——寻找并建立人类当下各个族群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标准内外一致性的价值观才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可以确定地说，哪个文明的价值观朝向能真正成为全体认同的普世价值，它将主导人类的大一统融合历史。用刀枪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严重的双重标准行为，是人类大同的巨大阻碍。是一种必然失败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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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静力学》p233-234，英，赫伯特.斯宾塞 著，张雄武 译， 商务印刷馆1996年10月第一版
[3]2019年4月15日吗，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演讲
[4]张维为《文明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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