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半边街
衡阳地区的常宁县水口山一带，是我国重要的铅锌矿产地。早在宋朝时期，劳动人民就发现山里有“宝”。民间传说：当时有九头银牛，每天傍晚必往湘江饮水，有勇莽后生抓住其中一条银牛的尾巴，牛即遁入山壁，众人循迹挖掘，得白银盈斗。这个传说显然是虚构的，但它形象地说明了开发矿山的初期情景。由于最初在这里发现的是银矿，所以，人们习惯地称这里为“银矿局”。
然而，当我们随着人流，踏进水口山银矿局一个叫做“老鸦唣”的山间坪地时，我心目中的“宝山”一下子不见了。
我首先看到的只是一大团灰色的、飞舞着一闪一闪颗粒的尘雾。一群只有腰间围了一块破布的“人”（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觉得似乎是“鬼”），四肢着地，驮着一个个装满石块的箩筐，在烟雾里爬。在一大片散乱的石块堆中，像是骨头上的蚂蚁一般地挤满了上千个孩子，他们一边用一柄硕大的锤子狠命地敲击石块，一边发出“哇！”“哇！”的用力声。在他们的旁边，来回走动着凶神恶煞般的监工，不断地用竹篾抽打那些动作稍慢的工人。矿场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的人，他们的嗓子眼里发出十分可怕的哀叫声。这是些犯了“窿哈病”（铅中毒）的矿工，他们瘦骨嶙峋，发长如蓬、双目凹陷，肤色青灰，形同鬼魅，不断地有人在抽搐中死去……这简直是座地狱。
在一个高大的铁架前，我们找到了堂舅父宋乔生。他是吊车司机。轰轰隆隆的机器声使人们必须大声说话才能听得见。
我实在忍不住，一见面便问道：
“银子在哪里？”
“什么？”他把一只手遮在耳朵上。
我大声喊：“银子！”
“哈哈哈！”舅舅放声大笑起来，一边操纵着机器上的把手，一边大声地说：“傻仔！这里没得银子，出黑铅、白铅（锌），”他看到粗大的缆绳已经把一筐石块吊到地面上，便停下机器指一指这些石块：“就是那玩意。等你熟悉了，就知道他们是怎样变成银子的了。”
从此，我们便住在舅舅家。
说是家，其实就是一个四角落地的草棚子。为了容纳我们一家五口，父亲和舅舅连夜动手，把草棚子又延长了一截，又用一块废弃的旧铁皮，搭起一个厨房。和我们一起住的还有一个舅舅宋玉生。不久，我们又把外婆从家乡接来。勤劳惯了的母亲，为了增加一点收入，还抓了一只猪娃养着。
舅父们凑了点钱，到江边的松柏镇上买了礼物送给工头，给父亲领到了工牌。当时银矿局正由土法开采向西法开采过渡，需要增加些建筑物，父亲还是干他的本行——泥瓦匠。
我们住的地方叫“半边街”。这是一长溜依山搭起的草棚、泥屋、石窠。它的对面就是那个乌烟瘴气的选矿场。从四面八方到水口山来挖矿混饭吃的穷人不断地延长“半边街”的长度。这里也吸引了依靠各种各样职业谋生的人们。于是，在每隔几家住户中间，就出现了卖杂货的小店、挂小旗的酒馆、摆凉茶的石桌、煎汤药的药铺，还有吆五喝六的赌场、咿咿呀呀的戏堂、测字算命的地摊、打拳卖艺的场地，以及乞丐、无赖、小偷、土娼、黑社会的爪牙和官方派来的坐探，“街”味十足。由于选矿场那堆积如山的矸石限制了它的横向发展，所以这条街只有一面有房，因此，工人们便随口叫它“半边街”。
我们住在半边街时，半边街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化教育。工人们为了让自己的后代摆脱贫困，一家凑几个铜板，请了教书先生教我们这些还不能做童工的的孩子学文化。我记得给我们上课的那位老先生是临武县人，叫谭龙光，清朝末年做过翰林院录事，写得一手好字。他不知何故失业，跑到水口山来教书糊口。
宋乔生舅舅看到我的书本上的名字，有些诧异，便问：“怎么？阿忠改名了？”
我说：“我现在叫耿飚了。”
母亲插进来说：“德伢子（我的乳名叫润德）生下来就身体不好。前年算命的说我五行缺火，咱们淦田那个‘一掌金’到我屋里算卦算命的说我五行缺火，说他五行缺火，耿拜泉先生就给他改了这个名。”“一掌金”是母亲娘家一位姓宋的瞎子先生，由于双目失明，靠一只手掐算推理、算八字糊口，因此有了这个绰号。
按照耿家“添开景运佑中帮，辅世民良大而昌，家之道在农兼学，兴养遵儒必有光”的谱系，我排在第十八代“在”辈；又因祠堂里有“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父亲曾依次为我们兄弟取名“在忠”、“在孝”、“在廉”、“在节”，后来有了五弟，又增加了一个“在有”。意思是我家“忠孝廉节”都“有”。父亲崇尚武术，最爱看薛仁贵征东等武侠话本（小说），十分推崇古代名将的勇敢刚毅精神，所以又以“俊”字为冠，分别给我们取了“俊勇”、“俊猛”、“俊刚”、“俊强”、“俊全”的表字，意思是说我们兄弟“勇猛刚强”都“全”。但我非常喜欢这个“飚”字，自从有了这个名字以后，其他“在忠”、“俊勇”等名字就再也不用了。
“好，好。”乔生舅舅风趣地说：“‘飚’字有三个‘火’，连你那个姓上的‘火’，加起来就有四把火了。‘飚’字还有‘风’，这又是风又是火的，旺得很哩！”
父亲正在摆弄几块木板，想把他们拼成一个板凳，笑着说：“乔生，那也信那一套？什么五行缺火！要是生下来就有米饭腊肉，就没得什么身体不好了，还会缺火吗！”
“什么系（是）却佛（火）？”二弟在孝正在换牙齿，“大门”跑风：“系（是）很冷吗？”他搂着舅舅问道。
“小鬼头！”舅舅把他抱起来，拍着他的光屁股蛋儿：“‘系’很冷啊。不光缺火，水木金火土，咱们都缺啊。”
“可不。”父亲应道：“我都半辈子了，连一担田（湖南话中的‘一担田’相当于小亩的二分地）也没混上，大旱三年，害得我卖了祖上留下的床去换谷，当了一辈子木匠，自家却没有一根椽子，现在干银矿局，却没有钱花，每天净发些矿票没用处。”
舅舅说：“哼！逼得紧了，非他妈的再起洪秀全不可。”
“洪秀全有‘佛’吗？”二弟缠住舅舅的脖子，还在问，他最爱听舅舅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舅舅讲洪秀全，神秘得让我们晚上不敢出门，他讲石达开，能使我们悲愤流泪，他讲陈玉成、李秀成，能是我们拍手大笑，他讲红娘子，却总是使听众惊叹不已。
我对自己的名字似乎有了新的理解。我朦胧地感觉到，我需要的“火”不是命运中的“火”，而是太平天国英雄们身上那种“火”，而这正是所有穷苦人所需要的“火”。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
很晚了，玉生舅舅还没有回来吃晚饭。
有人沿着半边街跑来，急乎乎地喊：“耿大哥！宋大哥！快去看看吧，你们家老大出事了。”
耽心了一晚上的外婆一下子就哭出声来。父亲和乔生舅舅急急忙忙冲了出去，我接过母亲包起的一个饭团也追了上去。
可怜的大舅！他肩上压着一担沉重的矿砂，正机械地、反反复复地沿着湘江大堤走着，就那样走啊，走啊……
父亲马上接下挑子，乔生舅舅扑上去：“大哥，怎么啦？你怎么啦？”
大舅痴痴地说：“兄弟，你，挑——，上——船。这是跳板，好长——”
他气疯了！也累垮了！终于昏到在乔生舅舅的怀里。
父亲急忙去掐他的人中，又喊我拿冷水来敷在大舅的额上。玉生舅舅喃喃地说：“跳板……老子……跳板……”
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天不亮就到松柏火车站（从水口山已有六公里的铁路到松柏）挑起一担矿砂往松柏渡口赶。一担担沉重的矿砂，就是从那里装船，运往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和瑞典。洋人把矿砂炼成白花花的铅，造成军火，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去。
每年，有三十万两纹银落进银矿局的保险箱里。水口山矿工用血汗喂肥了银矿局的老爷们。
一担矿砂，从松柏车站挑到渡口，要走好多里路，挑夫只得五个铜板。
但是，“安利英”洋行的把头，却要在渡口收三个铜板的“落地费”。
我大舅每天挑几趟。他不想被人拿走那些用血汗换来的铜板。家里人口多，细伢嫩崽们亲亲地喊着舅舅，可他们连顿辣子都吃不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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