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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物传记类图书封面设计常采用配图元素，但不时会出现人物配图错误、图片过度修饰、创意同质化、套书配图单调、附图设置不当等失范情形。设计师、编辑需要深化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充分考量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努力打造精品，才能赢得读者认同。

关键词传记；图书；封面设计；配图；内容；形式

图书封面作为书籍的“脸面”，对于作品内容呈现、营销推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出版领域，一张封面的诞生，往往是设计师、责任编辑和发行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设计师需要根据书稿的差异，设计与内容相得益彰的封面，以期在浩如烟海的书市中脱颖而出，获得目标读者的接受与认可。《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和《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7 年、2018年中国出版的新书以及重印品种总量分别达51.2万种、51.9万种。在种类繁多的书籍中，人物传记类图书有一定代表性。例如，《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布衣壶宗：顾景舟传》曾入选“中国最美的书”；《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马克思画传》《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入选2018年“中国好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入选《中华读书报》2019年度十大好书。

本文关涉的“人物传记类图书”，主要指以记述传主生平与活动、评价其思想和影响为内容的著作，含自传、自述（或口述整理作品）、他传、评传、画传、回忆录等相关文体形态。学界、业界对人物传记类图书封面设计的相关内容已有不同程度的研究，既有吕敬人[1]、原研哉[2]等人有关设计或书籍设计的专著，也有访谈、论文成果。后者如吴艺华基于《源义经》《第三思春期》等图书，梳理了日本传记类封面设计的一些常用模板，其中部分作品展现出“含蓄”风格[3]；吴东等以《C罗这个人》《毛泽东谈毛泽东》《范曾自述》为例，分析了人物传记类图书封面设计应注意图文搭配、颜色运用等常规技巧[4]；宋哲琦参照《梅兰芳传》《我们仨》等作品，以其外公所写《以为》一书，总结了从搜集素材、构思到完成实验性作品的历程[5]；陈艳琳谈及书法体、宋体等字体对于表现传记类图书封面层级感的应用价值[5]。类似成果要么偏于宏观阐释书籍装帧设计的理念和原则，要么偏于少数个案的简约解析。为此，本文拟从人物传记类图书封面“配图失范现象”切题，探究人物传记类图书封面设计的独特规律，分析其容易出现的失范现象和规避措施。鉴于设计师、编辑、读者的审美品位既存在个体差异，又一定程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风尚的演化而发生相应改变，因此，本文为增加论证的可比性、时效性和针对性，选取的案例多为2015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版机构正式出版的人物传记类图书。

01

人物配图错误

人物传记类图书的内容以记载、评价主人公的生平事迹为主，纪实性、历史感较强。许多设计师、编辑对此类图书进行封面设计时，通常会优先考虑以主人公的肖像作为核心配图元素，直观地反映作品的主题和内容。

在历史、军事类传记领域，不时会出现封面人物肖像配图错误情形。如图1所示，A社2010年出版的《西北王胡宗南》的封面配图实为汤恩伯的肖像，该书于2017年再版时，新版封面修正了人物配图错误。此外，段祺瑞、孙传芳、白崇禧等人的肖像也曾被误用在其他一些军政人物传记封面配图中。其中缘由，可能因为这些身着戎装的军政人物的造型、外貌、神态颇为相仿，容易被设计师误判、误用。但客观而言，出现配图硬伤的主要原因是设计师、编辑的责任心不够。因为上述人物都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过一定影响，涉及他们的公开图文资料较为丰富。设计师、编辑如果多做一点查证工作，便不难规避误用配图的情形。

图1 《西北王胡宗南》2010年版（左）及2017年版（右）封面

笔者认为少数“喧宾夺主式”人物传记类封面，严格说来可将其归为“配图错误”之列。B社近年来陆续推出了“民国大师经典书系”。其中，《李鸿章传》的封面配图选用了作者梁启超的肖像，《朱元璋传》的封面配图选用了作者吴晗的肖像（如图2所示）。该丛书中《张居正大传》一书的封面配图也作了类似设计。笔者首次看到该社《李鸿章传》的封面配图为梁启超的肖像时，认为该书可能存在“配图错误”或“书名错误”，继而比照该书版权页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中的书名、作者信息后发现，出版方有可能希望通过强调作者梁启超的身份和知名度来吸引读者关注。这种“声东击西”的做法难免存在误导读者之嫌。一般而言，人物传记类图书封面配图选用肖像元素时，以主人公的代表性照片、画像等为主，很少单独使用作者的肖像，以免造成误读。

图2 《李鸿章传》《朱元璋传》封面

笔者调查发现，“民国大师经典书系”已推出20多种作品，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胡适的《容忍与自由》等，均以作者肖像作为封面配图，其中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的封面配图错为谭其骧的肖像，这就不难理解被收录其中的《李鸿章传》《朱元璋传》《张居正大传》何以会在封面配用了作者的肖像。无独有偶，C社的“跟大师学国学”丛书之一《李鸿章传》的封面配图同样选用了作者梁启超的肖像。这无疑是一个如何协调“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问题。

笔者以为，在保持丛书整体设计风格一致的前提下，设计师、出版方对《李鸿章传》等人物传记类图书的封面配图形式略作微调，优先确保配图与图书主题匹配，选用传主的肖像更为适宜。毕竟人物传记类图书与其他类型的作品在文体形态上存在差异，指涉对象和侧重点有别。

02

图片修饰欠妥

人物传记类图书的封面配图时常需要在原图基础上做一些技术性修图处理，以保证配图质量符合审美预期和印制要求。设计师在进行技术性修图处理时，如果没把控好“度”，便容易出现失真、过度修饰、风格不协调等问题。

同样以《李鸿章传》为例，D社2016年版《李鸿章传》封面配图效果失真，该版封面中的李鸿章留着花白胡须，但皮肤润泽，甚至脸带腮红（如图3所示）；而E社2015年版《李鸿章传》封面配图的黑白效果更显真实，透露出历史人物的沧桑感，但其配图放置于矩形线框内，略显逼仄。

图3 D社《李鸿章传》（左）及E社《李鸿章传》封面（右）

2016年，杨绛去世，同年及此后数年间，关于杨绛的多本传记相继出版，对应的封面设计风格各异，如图4所示。其中，F社出版的《百年优雅：杨绛的人生智慧》一书封面配图，勾勒、描绘了传主的烫发造型，面色油光。这种类似于民国时期月份牌人物形象的配图，容易给当代读者以“艳俗”之感，与主人公的“优雅”气质存在隔阂。相反，G社出版的《生命的烤火者：杨绛传》封面配图选用杨绛的侧面剪影照，且做了一定比例的出血处理，与封面的灰黑色系融为一体，营造铅华洗尽、荣辱不惊的素雅之风国学人物模板图片，比较符合主人公的形象和精神风貌。“封面设计不仅仅只要好看而已，一个设计精彩的封面，还要能清晰而简洁地传达出版物所指涉的信息。”[7]至于H社出版的《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和I社出版的《每天都是最好的生活：杨绛传》，这两本传记的封面配图与书名、内容关联度不密切，采用了当下颇为流行的“鸡汤体”图书封面设计思路，很难彰显格调，也与传主的生平经历、思想情感不太契合。

图4 《百年优雅：杨绛的人生智慧》《生命的烤火者：杨绛传》《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每天都是最好的生活：杨绛传》封面

人物传记类图书中的主人公有时为年纪较高的人物，选用这些传主晚年的写实性照片作为传记封面配图时，原图的质量往往决定着整体封面的设计效果。J社2011年出版的《朱光潜传》的封面效果略显暗淡、模糊，人物造型、头像比例不协调，脸上的斑痕较为突出（如图5所示），影响了视觉上的愉悦感。而在《邓小平时代》封面中，人物特写与光影的明暗对比既延展了背景的纵深，也凸显了传主坚定、庄重的神情，符合该书作为政治家评传的定位。该书大体沿用了英文原版《邓小平时代》的封面构图，调整了书名字体，图片色彩饱和度更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永远的瞬间幻觉》《南怀瑾传》封面分别选用了爱因斯坦、南怀瑾的照片，传递出温馨、祥和的氛围，容易令人产生亲切感。

图5 《朱光潜传》《邓小平时代》《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永远的瞬间幻觉》《南怀瑾传》封面

当代知名人物的影像和图片资料通常较为丰富，出版机构可通过作者、主人公家属等相关人士获取。笔者利用谷歌、必应等搜索引擎检索有关朱光潜的图片，发现一些晚年朱光潜在进行阅读和交谈时的生活照，均比J社2011年出版的《朱光潜传》的封面配图效果更佳。此外，东方IC、CFP等图片库通常有较多可供选择的配图资源，虽有可能增加一定的图片使用成本，但大多在可接受范围内，如《邓小平时代》封面中传主的配图版权归CFP/GETTY所有。

03

配图创意同质化

“尽管好的设计并非一定要有独创性，但是独创性依然是设计最吸引人的元素之一。”[8]因创意雷同而造成的同质化现象在封面设计中并非鲜见，人物传记类图书封面设计同质化现象尤为明显。例如，在多部梵高的传记中，其封面配图多为梵高的画作《星空》《向日葵》《自画像》等。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为拿破仑创作过多幅画像，其中油画《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多次被用在拿破仑相关传记封面中。如此一来，拿破仑传记的封面设计便流于程式化乃至成为俗套，缺乏新意。

设计师、插画师、编辑等可以选取主人公较为个性化的造型，对其进行素描、漫画式处理，然后将插画作为封面配图，有助于催生耳目一新的“陌生化”设计，从而避免“刻板印象”的形成。插画属于再创作，不像照片那样拘泥于写实。林徽因传记的封面配图多选用传主青春时期的秀丽照片，但K社2014年出版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的封面配图为传主的素描，保持了清新、隽雅风格（如图6所示）只是该书包含“林徽因传”字样的色块略显“沉重”，不如适当淡化处理，以使整个封面的配色跳跃感不过于突兀。L社2019年出版的《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同样运用了插画，且插画与书名的字体、字号、颜色更为搭配，没有出现不协调的色块。M社2018年出版的《雷蒙·阿隆回忆录》和N社2014年出版的《青年希特勒》则提取主人公的侧影和标志性形象绘制插图，尤其是《青年希特勒》的封面插图，即便只勾勒出传主大致的发型和胡须，依然具有较高辨识度。

图6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雷蒙·阿隆回忆录》《青年希特勒》封面

部分设计师、编辑偶尔会对封面人物的配图进行裁剪和出血处理，有时甚至只保留主人公的“眉目”部分，既使封面既呈现出局部肖像的装饰效果，又增强作品的悬念。笔者曾在教学实践中做过随机测试，只展示O社2018年出版的《陈立夫全传》的封面局部肖像，同时遮蔽该封面上的文字，学生很难通过配图联想到传主身份，但乔布斯、特朗普等当代知名人物的传记作品，即便封面只截取“眉目”部分，依然容易辨认（如图7所示）。因而，设计师、编辑在裁剪图像时应考虑当代读者群体的接受能力和语境，才能使产品更好地对接目标受众。

图7 《陈立夫全传》《心理乔布斯》《永不放弃》封面

04

套书配图单调

某些人物传记类图书含有多卷本，且不同卷次的出版时间不一，有的间隔长达数年。为了避免视觉上的审美疲劳，多卷本的人物传记类图书封面最好不要使用同一幅图像作为各卷的设计主图。例如，P社自2016年起出版的《毕加索传》，迄今已出版了前3卷，尚未出齐，该套书的封面配图均是同一幅毕加索的特写照，略显重复、单调（如图8所示）。而Q社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多卷本传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各卷封面配图便有所变化，在维系封面整体风格一致的前提下，赋予各卷新的信息和内涵（如图9所示）。R社2016年出版的《乔伊斯传》（3卷本），同样以简笔素描作为封面插图，该书所附“别册”则收录许多传主的照片、手稿等。人物传记类套书各卷次所记述的内容往往对应主人公某一时期的生平经历，因而可选取不同年代的主人公肖像作为不同卷次的封面配图，更好地呼应各卷的内容。

图8 《毕加索传》（前3卷）封面

图9 《陀思妥耶夫斯基》（前3卷）封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学科门类更为细化和多元，且不同学科有着自身的范式、话语体系和象征符号，这为人物传记类图书封面配图提供了更多选择。例如，科技人物传记的封面设计能较好地融入科技元素。艾伦·图灵有“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奠基者”之称，S社2017年出版的《解码者：艾伦·图灵传》的封面将主人公的肖像与纵向排列的代码流叠置（如图10所示）。与单独配用传主的肖像相比，加入代码元素的封面更能呼应作品内容。作为相对论天体物理学的开拓者，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不但对黑洞深有研究，还提出了“量子泡沫”“虫洞”等概念，T社2018年出版的《约翰·惠勒自传：京子、黑洞和量子泡沫》的封面采用了抽象化的天体图案来寓意约翰·惠勒的科研成就，同时把他的肖像缩小，放置在书脊的下方，以便图书上架后仍能呈现主人公的形象，且不与封面配图重复。U社2019年出版的《莱特兄弟》的封面选用了简明的飞机平面示意图，强烈地暗示出该书与飞机制造相关。

图10 《解码者：艾伦·图灵传》《约翰·惠勒自传：京子、 黑洞和量子泡沫》《莱特兄弟》封面

05

附图设置失当

在主图之外，人物传记类图书封面有时会搭配少许副属性图标（图案），以起到补充或推广效果。V社2015年出版的《特斯拉自传》将二维码图案设计在封面上（如图11所示），虽然起到一定推广延伸效果，但破坏了封面的艺术美感，不如将其置于封底条形码附近或腰封位置；W社2016年出版的《尼古拉·特斯拉：被埋没的天才》封面贴上了黄色的圆型图标，以期突出该书的卖点——“诞辰160周年特别纪念版”，但从视觉美观角度考量，这一图标如放置在封面腰封的左上角或右上角，封面效果会更好；X社2018年出版的《维特根斯坦传》（修订版）较好地安排了此类副属性说明、装饰图标（图案），该书为了凸显“修订版”的卖点，特意设计了模仿邮戳的图标，其中包含“修订版”字样，与书名搭配，实用且美观。

图11 《特斯拉自传》《尼古拉·特斯拉：被埋没的天才》《维特根斯坦传》（修订版）封面

许多出版机构逐渐实行在封面后勒口、版权页或封底标注设计师的名字，以体现其成果贡献，但对封面配图的来源、说明往往付诸阙如。笔者以为，应对封面配图予以简明注释，以加深读者对封面设计乃至作品内容的理解。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图书，人物传记类图书封面采用配图的概率往往更高，因而更有必要完善封面配图的著录信息，并形成规范。

读者对图书封面的判断带有个性化情感倾向。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心理学家唐纳德·A.诺曼将情感化的设计分为本能、行为与反思3个层次：本能层次的设计着重于产品的外观、触感等，强调产品给人的初步印象；行为层次与产品的功能和使用体验相关，如能否达到预期效用等；只有在反思层面才存在意识和更高级的感觉、情绪及知觉，该层次也是产品与个人自我认同之间交互作用的重要之处。[9]优秀的封面设计容易激发读者的兴趣和想象力，读者因自我认同而购买产品。尽管人物传记类图书封面采用配图进行设计属常态，但设计师有时不借助任何配图，也能打造出别具一格的作品，如把文字当作构图元素，也有可能实现出人意表的创意。采用配图进行封面设计时，设计师除了要考虑封面图像与内容的关系外，还需综合斟酌色彩的运用、图文比例关系、字体字号选取等因素。

参 考 文 献

（上滑查看）

[1]吕敬人. 书艺问道：吕敬人书籍设计说[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2] 原研哉. 设计中的设计[M]. 纪江红，朱锷，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3] 吴艺华. 日本最新设计模板·书籍封面设计[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160-163.

[4] 吴东，任青子. 谈人物传记类书籍装帧设计的特性[J]. 美术大观，2011（3）：123.

[5] 宋哲琦. 人物传记类书籍装帧设计研究的实践与思考：以《以为》一书为例[J]. 艺术与设计（理论），2011 （12）：41-43.

[6] 陈艳琳. 浅析字体设计在传记类书籍中所表现的层次感[J]. 美术教育研究，2017（7）：63.

[7] 拉克希米·巴斯卡拉安. 什么是出版设计?[M]. 初枢昊国学人物模板图片，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46.

[8] 爱丽丝·劳斯瑟恩. 设计，为更好的世界[M]. 龚元，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7.

[9] 唐纳德·A·诺曼. 心理学3：情感化设计（修订版）[M]. 何笑梅，欧秋杏，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4-27.

《科技与出版》2020年第5期P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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