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国本源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古代最深刻的哲学著作之一。《周易》历经数千年而至今经久不衰，它不但奠定了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开创了东方文化的特色，而且，在《周易》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认知、思想和实践。

第一，体现《周易》的原始思维方式

《周易》起源很早，先民的原始思维形式在其中有明显体现。在《周易》里，其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方式是非常明显的，在《周易》里，其类比、比喻、譬喻等的事例很多。比如，在卦爻辞中，很多地方是用植物、动物等来比喻的。

《周易》是对先民们关于视觉符号（比如龟壳裂缝）感受的记录，最早是对象形文化符号的记载，后来由象形变为具体符号。

《周易》十分注重观物取象，通过形象的类比、比喻，将事物归类于具象符号，而不是抽象的数字和范畴。具象符号虽有一定的概括性，但依然具有形象性，是诉诸于感知的，是生动的，具象具有形象性，是借助于“形象”而进行思维的，它有别于范畴的概括，数字的推算和逻辑的推论。

《周易》依“卦象”而思维，对事物进行形象思考，将事物类比为具象符号。《周易》里的“卦”的符号，有相当一些是以“形”取名的，比如，其“鼎卦”，就是爻符组成的卦，因其形状像“鼎”而取名。

《系辞下》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所指出的就是这一特点。显然，《易》之形成，是观物取象的结果，是对事物进行形象把握而进行具象描述的。

《周易》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上观天，下察地，近观自身，远望各种事物，以此而观物取象，这才制成了八卦符号。观物取象，形象地进行思维，才有了类比、表现事物的图像符号。

《易经》

第二，体现在《周易》里的术数思维

在《周易》里，一道，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皆是术数，是术数思维在《周易》中的表现，不同卦象的变化，也是体现数字。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有各种各样与现代数学相通的数字关系，比如，八卦的阴（––）阳（—）两种基本符合，与现代所使用的二进位制的计算机语言是相通的，如果将阴爻与阳爻分别理解为数字0,1，那么，先天八经卦自上而下，便是：

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所对应的是：

111

110

101

100

011

010

001

000

显然，八卦经相当于三位的二进位制数字，而六十四卦，相当于六位的二进位制数字。以“鼎卦”为例，便能看出其相通之处，“鼎卦”在卦象上很像一种容器，其六爻为：最下一爻是阴爻（--）,像器之足；二、三、四三爻是阳爻（—）,阳为实,中实而容物,像器之腹；第五爻为阴（--）,像器之耳；第六是阳爻（—）,像器之铉，卦象如鼎，取其意而命名。

“鼎卦”如以阴爻为0，阳爻为1，其对应的二进位制为：

而且，也可以换算为十进位制：=0×25+1×24+1×23+1×22+0×21+1×20

=0+16+8+4+0+1=29

不难看出，古老的八卦、六十四卦，其中的卦象符号，并不仅仅是古时的卜卦工具，而是蕴含着与现代计算机数字相通的数理之道，如果除去八卦图符表面的尘灰，探究八卦符号里中的术数奥秘，或许将会发现更多八卦术数与现代计算机数理之间的深刻关系，久远的八卦符号，蕴含的奇妙内涵，意味深长，韵味无穷。

《周易》

第三，现在《周易》里的象数思维

《周易》在思维方式方面最能令人赞叹的是象数思维，《周易》将图像符号与数字推演紧密结合起来，组成象与数的结合体，“象”是“数”的具体化形象化，“数”是“象”的内在数字和逻辑。

象数思维使抽象的数字形象化，使形象符号有了抽象丰富的涵义，而且，象数思维是古老时期延续到现代的一种思维方式，久远却仍富有活力。

当今时代，有很多利用象数思维的科技新产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计算机操作系统由原来的DOS系统发展到微软操作系统的图形界面，字母、数字的输入由对图形的点触所取代，现在，电脑屏幕上，手指轻轻一点触，便能完成操作，图形在前，数字在后，象数结合，简单而丰富。

当今，图形界面操作方式已不限于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运用，而且，还被广泛运用于手机上等终端上，并有了丰富多样的革新，“象”与“数”的高度契合在现代科技中结成了新的果实，并显示其无穷的发展前景。

比如，象数思维在军事谋略中有广泛的应用，战场模拟，军事地图等，也是以“象”来指“数”的，图形所表现的是数字，是地理距离，兵力数量，粮草储量等，在现代，各种模拟，包括电脑的仿真模拟的，是在更丰富内涵的意义上来运用象数思维。

《周易》还有数学集合论的类似要素，易由八卦构成，而每卦有卦辞，构成卦的爻每一爻有爻辞，如果撇开卦辞与爻辞，八卦是由天（乾）、地（坤）、雷（震）、风（巽）、水（坎）、火（离）、山（艮）、泽（兑）基本事物构成的，而这些事物是来源于“道”。

“道”是“一”，由“一”而变生“二”（阴阳），“二”变生“四”（四象），“四”变生为“八”（卦），“八”生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包含着三百八十四爻。

在“一”（道）中，矛盾因素还没有展开，而从“二”（阴阳）开始，便是对立统一要素集合在一起，诸多要素集合成整体，它构成了整体的“一”，这“一”（道）是全集，而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每一种元素，皆是对立统一的，皆是满足确定性、无序性和互异性，而在无序中有趋向整体的有序性，是一个集合。

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军事思想等，与《周易》的这种“准集合论”是有密切关系的，古人总是把天、地、人各种事物考虑为一个整体，事物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而每一事物既是确定的（有它自己的本质属性），事物之间又是互异的（各有特性，互相区别），又是处于变易状态（每个事物有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轨迹）。古人正是通过各个事物互相联系的整体发展趋势来预测其中某个事物或某些事物的发展状态，从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策划，对事物施加影响，促使事物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这很像是从“集合”来考虑其中的“元素”，施加影响，让无序中的元素向有序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能很巧妙地把“象”和“数”密切联系起来，结合进行思考。

第四，体现在《周易》里的占筮思维

《周易》里的占筮思维是很值得探讨的，它是预测学的理论萌芽，与决策学也是相通之处，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周易》的经文原本就是占筮之书，它记载周人占筮的材料。它由卦象、卦辞和爻辞三部分组成。卦辞是对卦象的解说，爻辞是对爻象的解说。卦爻辞最初只是某卦某爻的筮辞，是占问某事的原始记录，而后，经过筛选、整理，将其应验内容保留下来，便成为《周易》卦爻辞。

《周易》对于占筮的记录，体现了编纂者试图将卦象和筮辞系统化的目的，其卦象和卦序的排列隐藏着对立面排列组合的预测思维。比如，卦爻辞中体现了天道与人事相一致，人的生活是可以因人的不同活动所改变的，行善戒恶可逢吉避凶等。《周易》作为占筮依据，在春秋时期已经很流行了，是中国古时的“预测学”。

《周易》所表现的古老占筮方式，在现在看来，并非陈腐过时，而是与现代风险决策相通之处。

《周易・系辞上》曰：“立天之道曰阴曰阳，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测谓之神。”这就是说，宇宙之道是由阴和阳两种基本元素构成的，而阴阳变化无常，是不容易策知的，是神秘莫测的。

“阴阳不策之为神”所强调的是事物的不可策知性，世间万物，是存在着“不策”状态的，但是，面对着世间的“不策”事物，人不能无所作为，而必须努力去认知世间万物。《周易》所记述的，正是中国古人力图以占筮方式来认识、了解世间事物的方法。

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说的是早期经书的不同功能，，《诗》是表达人的情志的，《书》是记述历史的，《礼》讲的是道德礼仪，《乐》讲的是如何以音乐让人和谐，《春秋》讲的是君臣上下如何遵守名分，而《周易》讲的就是如何通过卦爻符号，演绎阴阳，推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易》以道阴阳”，就是说明对于处于“不策”状态的世间万物，要通过演绎阴阳的占筮方式来努力“策”之，世间万物不易认知，但人却不能放弃，要尽自己的能力，努力去认知。

远古时期，在占筮之术出现之前，用的是占卜，面对着千变万化的自然事物，人感到无能为力，很被动地进行适应，以偶然的方式去应对必然性，卜一卦，看看碰到的是怎样的运气，这是一种消极的认知方式，人没有能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事物的发展。

占筮的出现，表明人不再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事物的发展，而是力图以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事物的发展进程，积极认知事物的必然发展趋势，试图主动顺应自然规律，让事物的发展朝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

可见，占筮方式高于占卜方式，在占筮中，直观与理性结合，知悟与行动统一，占筮利用手中的蓍草的不同排列，力图找出事物变化趋势，并借此来帮助人采取更有利的行动方式，积极介入，对事物发展施加影响。

著名的“文王卦”的推演，就是用蓍草进行排列测算，预测变化。《易经》的占筮方法，就是以卦辞、爻辞作为依据，来推断事物情况的吉凶祸福。卦辞、爻辞中包含着各种事物的一般道理和典型事例，占筮者在进行预测时，一方面要结合符号理解相应地卦辞或爻辞的含义，另一方面又要结合当前所占筮的事项，一般与个别结合，触类旁通，用类比方法推论出占筮结果。

显然，占筮的这种预测方式，有人的积极主动因素介入，与占卜的消极被动适应很不一样，占筮者的阅历、学识和态度等，也会对预测产生影响。

占筮的这种预测方式，与现代的决策学有想通之处，决策者积极介入预测过程，以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事物，让事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对于古人来说，就是占得了好卦，遇上好运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是科学决策，让计划尽量能如期实现。

现代决策学认为，决策方式分三种：

一是确定性决策。在这种决策中，决策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约束事物变化的条件是确定的，决策的施行必然有一个确定性的结果，预测一定是准确的，测得准。

比如，人的生命有长短，但是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是必然会死的，人必死，这是测得准的。再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记载的“田忌赛马”就是测得准的，田忌用自己的劣等马对决对手的优等马，用自己的优等马对决对手的中等马，用自己的中等马对决对手的劣等马，当然结果是确定的，田忌在赛马中赢了。

二是不确定性决策。在这一决策中，决策者所遇到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其对事物变化的约束条件是不确定的，决策者无法根据其中的条件预测出必然的发展结果，是测不准的。比如，在股市的短期发展状态上，是无法做出确定性决策的，股票的变化短线上是测不准的，因为影响股票变化的因素太多了，有宏观微观经济状况，有境外因素，有政策因素，有行业变化，有偶然出现的“黑天马事件”，还有炒作者的心理因素等，不一而足，纷繁复杂，不可预测，如果某一股票在短线上的变化是测得准的，投资者能做出确定性预测，那就太离谱了。

三是随机决策。这一决策是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进行预测的，无疑，这一决策方法是最有积极意义的，是决策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最令决策者感兴趣的。

在随机决策中，决策者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施加影响于事物，使事物向有利于决策者的方向发展。

随机决策与确定性决策不同，它面对的不是封闭系统；随机决策与不确定性决策也不一样，它面对的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发展变化的事物，其趋势既不是完全确定的，又不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决策者可以根据一定的条件，参考收集来的资料，参照自己的经验，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趋势进行想象、推断，有可能大概率的推测出事物变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几种趋势中，通过采取一定行动，影响事物的发展方向。

随机决策是具有科学价值的预测，其决策是有可信依据的，这种决策在社会、经济和军事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科学决策受到人们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易经决策智慧，《周易》的预测方式，与现代的随机决策有相通之处，《周易》将事物的发展事物看成是可以预测的，相信占筮者通过努力可以策知事物发展的未来状况；《周易》用以预测的方式有一定的依据，占筮者认为他们的推演所根据的原则是可信的；《周易》所记载的占筮者相信他们的预测方法适用于所有事物，有广泛的意义。

《易经》占筮方法的基本理论依据是古时的阴阳观念，阴阳观念可说是始终贯穿于《周易》，而最基本最具体的就是卦爻中所包含着阴阳观念，《易经》以“--”（阴爻）、“—”（阳爻）符号作为预测的手段，借助于阴爻与阳爻的互存、对立、统一、呼应、联系、消长、转化等状态来预测事物的发展，阴阳互动观念，是认知未来的哲理根据。

《易经》

第五，体现在《周易》里的对立统一观念

庄子敏锐地发现了《周易》的一个根本特点，即以阴阳的对立统一和发展变化来解释事物。庄子说：“《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篇》）《周易》所讲的根本道理，就是阴阳统一互动变化的基本特点。

《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所强调的是：阴阳互动是易道的根本原理。无疑，阴阳理念正是《周易》预测事物变化的方法论根据，知晓阴阳，便能策知事物变化的趋势。

《易经》虽只是提到过阴阳之意，并没有详述，但《易经》的阴阳观念已经明显体现在卦、爻象的变化方面，在爻象符号已有所体现。当时，阴阳观已寓含于刚柔及卦爻之中，以阴爻、阳爻为表现手段。对立、统一、消长、转化都取决于这两个基本符号的变化。《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即是说，阴阳学说是《周易》思想的核心。《易传》已有明确的阴阳观念。《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即言阴阳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周易》的哲学观点在于认为阴阳的矛盾运动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包括社会现象，这扩大了阴阳的普遍意义，即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变化，决定着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

古人认为，向日为阳，背日为阴。阴阳原来指的是对人与太阳关系的描述，后来，阴阳变成了一对哲理范畴，世间万物，皆可以阴阳两种元素来解释，光明与黑暗，日与月，昼与夜，暖与寒，天与地，上与下，男与女，雌与雄，刚与柔等等，皆存在着阴阳互动关系，阴阳概念，自然也就成了认识世界万物的思维元素。

阴阳互相依存又相互对立，没有阳就没有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与阴对立，如天与地，光明与黑暗，冷与热，男与女等等都是互相区别和对立的，对立构成一体。

阴阳又是互相转化的，从早上到傍晚，没有被建筑物挡住的是朝阳的，上午这边是阳，而下午便成阴，另一边则变成阳，阴阳互相存在，但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易经》八卦阴阳符号的起源，据说与河图、洛书是有密切关系的。

河图、洛书是华夏古时代文化的源头，河图、洛书所传说的内容很神秘，直至今日，其中的诸多谜团还被清楚解开，一些文化学者热衷于对河图、洛书的各种神秘问题进行探索，提出各种假说。长期以来，河图、洛书与远古时期的神话是密切相关的，有一种说法，认为伏羲见龙马现于黄河，于是他得到了河图，而大禹在洛水中发现神龟，从而得到了洛书。

《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的就是古代圣人根据河图、洛书而推演出文化符号，河图、洛书的出现，是华夏文化的重要表现。

管子说：“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 《管子·小臣》）也就是说，管子相信，河图、洛书和神马都曾经出现过，后来又消失了，河图、洛书的时现时隐，更表明了它们的神秘性。

传说中，河图、洛书被说得神乎其神，异常神秘，其实，它们是远古时期先民们感受、认识自然事物，试图了解天地关系的经验总结，先民们把自己对于自然事物的认识和经验记录下来，后来，所记录的符号渐渐发生变化，便成了在宋代时所看到的河图、洛书的符号形式。

宋代以来，关于河图、洛书有很多争论，连图形符号与名字的说法都不统一，南宋以后，比较多的人赞同朱熹和蔡元定的说法，在他们看来，河图、洛书各有其特点：“河图主全，故极于十；洛书主变，故极于九。”“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于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朱熹、蔡元定《易学启蒙》）而且，“河图象天圆，其数为三，为奇；洛书象地方，其数为二，为偶。”（朱熹、蔡元定《易学启蒙》）

早在汉代，刘歆就认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刘歆《汉书·五行志》）朱熹、蔡元定其实是继承了刘歆的说法，说明了河图、洛书是相辅相成的，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主常，洛书主变；河图重合，洛书重分。河图、洛书互不可恨，它们方圆相藏，阴阳相抱，互相呼应，不可分割。南宋学者，蔡元定的儿子蔡沉说：“河图体圆而用方，圣人以之而画卦；洛书体方而用圆，圣人以之而叙畴。”（蔡沉《洪范皇极·内篇》）

朱熹、蔡元定和蔡沉对河图与洛书的比较对后代学者有很大的影响，明清的学者们在研究河图、洛书时，非常重视对二者进行对比对照，突出它们的对比性特征，如河图主象、洛书主数；河图主偶、洛书主奇；河图主静、洛书主动。

清代学者万年淳发挥了蔡沉关于河图、洛书的不同“方圆论”，在《易拇》一书中，他认为河图是“外方而内圆”，而洛书是“外圆而内方”，河图“外四圈分布四方，为方形，十包五在内，仍然圆中藏方，方中藏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之妙也。而十五居中，即洛书纵横皆十五之数，是又河图包裹洛书之象”。与河图不同，“洛书外圆而内方，圆者黑白共四十数，圆布精其外，包裹河图之象。”而二者又是相通的，“河图已具洛书之体，洛书实有运用河图之妙，因将图书奇偶方圆交互表之以图。”（参看万年淳《易拇》）

总之，河图外方内圆，洛书外圆内方；河图为体而中有用，洛书为用而中有体；河图、洛书互为表里，奇偶相配，阴阳相抱，动静结合，不可分割。

河图、洛书

河图、洛书之中的对立统一因素恰恰是分合互应、变化发展的基本因素，在图形中，远古先民们用黑白圆点“o”来表达对于自然事物的体验和认识，后来，也许就渐渐演化，变化成了用一长线“—”和两短线“--”来表示了。

所以，有学者认为，反映在河图、洛书中的图形符号，也许就是八卦所借鉴的符号，有一种说法就认为伏羲正是根据河图而演绎出八卦的，如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说：“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

所以，虽然《周易》中没有明显的谈五行理论，但已经有了相生相克的观念，而传说中的河图，如果真的是宋朝时看到的图形符号，那么，五行观念已经蕴含于其中了，研究河图的专家仔细推演河图中的数字，发现了与五行观念联系十分密切的理念。

专家们认为，河图中的总点数是五十五，其中一、三、五、七、九是天数，二、四、六、八、十是地数，天数总和是二十五，地数总和是三十，而两数之和为五十五。

奇数为天之数，为阳，偶数为地之数，为阴，所以，河图中的数字该是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生成是蕴含着五行的联系、对立和变化的，河图中数字所表现的生成变化方位图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在北方，一生一成，一六共宗而居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生南方，二七同道而成南；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木发于东方，故三八为朋而在东；地四生金，天九成之，金藏于西方，故四九为友而临西；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土之位在中央，故五十同途而位中。

这就是《周易·系辞》中所说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河图与五行联系在一起了，河图中天数为奇，为阳，地数为偶，为奇，河图中上、下、左、右、中五组数目分别与火、水、木、金、土五行有对应关系。五行元素，即金、木、水、火、土的生成与转换，能解释万物育成的秘密，河图中的十个自然数中，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对应着五行相生相克道理，也是天地生成之道。

也就是说，河图的存在表明，夏商时代的人们已经在河图中表达着八卦中阴阳五行生成变化的道理。也许，河图、洛书是八卦的缘起，而八卦是河图、洛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周朝末年，老子在《道德经》所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定不是没有理论来源的，夏商时代人们的天地、阴阳五行观念，对老子这样的哲学大师，不会是没有影响的，老子以更简洁概括的话来说明天地生成之道，难怪，后来的易学家将老子的“道论”基本点，说成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于是，道学与易学就相通了。

《周易》对损益之道的阐述典型地体现了对立统一原理。

《序卦传》曰：“《损》《益》，盛衰之始也。”

在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中，孔子论损益之道，他把天道阴阳与人道变化结合起来，以“尽性知命”的立场来阐释损益之道。

人道与天道统一，损益之道有其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就像阴与阳的互相统一的一样。损益的变化是互相影响的，减益必余损，减损必余益；余益必减损，余损必减益；损益必余损，损损必余益；益益必损损，损益必益损。

《帛书·要》曰：“《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

显然，益是利于生长；损失走向衰老。损益之道，归根到底是有自然规律决定的，但面对着事物发展的规律，当人能预测到发展趋势时，便可以通过上下顺逆对推定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以便能趋利避害。

古人经常以损益之道来观天地之变，比如，由春夏秋冬更替规律而知万物生长收藏；通过善恶行为变化来观察社会得失，知君臣关系和战争胜负等；借助于对义利关系的变化来察看人是否贪婪等，如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贪婪而不止境的易经决策智慧，必衰。

损益之道在《周易》里有多方面的表述形式，比如“物极必反”讲的就是损益的道理；屯卦九五讲的“小贞吉，大贞凶”，讲的也是损益变化的例子。

当然，损益之道最被人关注的是政坛成败的例子，《淮南子·人间训》曰：“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淮南子·人间训》）

显然，损、益变化之道，被作为是推定“王者之事”的方法，是用来解释政治家为何能趋利避害，为何能去祸得福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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