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俄罗斯的汉学形成了一股文明研究潮，注重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意义、中西文化的相互作用前景以及中国与东亚整体发展中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古典哲学是所有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文明形成要素”。这个研究方向的领军代表是季塔连科、佩列莫洛夫、卢基扬诺夫、罗曼诺夫和布罗夫。
研究者的关注中心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明的相互关系问题。季塔连科强调，中国哲学是“所有人类精神和物质活动及人与国家关系的关键的规范组成”，“具有调节整个社会、精神和道德价值体系的作用”。中国哲学融多元为一体，界定了贤明和道德的标准，经过漫长的世纪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整体趋势。在全球化和西方文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文明将正是保持中国整体及其独特性，保证其稳定增长，坚持其国际外交政策方针的基础”。在季塔连科看来，中国哲学在世界各种思想和潮流对话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学者们获得了更多主动参与国际学术合作的机会。1990年代中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中国思想研究专家与在美国成立的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建立起学术联系。在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和中国文化复兴促进会的支持下，1997年出版的俄文版“中国哲学与文明问题国际论文集”成为各国学者富有成效的合作范例。
1990年代，费奥克蒂斯托夫专注于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认知。他强调说，将中国思想家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尝试使其不可能进入欧洲和西方的哲学范畴。“如果中国哲学史上没有提出与欧洲文化范畴相同的‘物质’和‘意识’概念，那么使用欧洲人理解的术语将中国哲学家区分为‘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尝试就并不令人信服……谈论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纯粹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战’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存在这些概念，不存在这些欧洲哲学的表达概念。”在费奥克蒂斯托夫看来，中国哲学传统的主要问题是认识世界的界限。“中国哲学家最忧虑的是对宇宙也包括人类本原的探求，中国哲学的主题不是人的理性与现实的关系，而是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位置。”结论便是，中国哲学借助西方哲学进行的“现代化”尝试会损害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或许只有基于本国传统才能够成功。
论及将古代中国思想家典籍译成现代俄语的问题，费奥克蒂斯托夫指出，中国哲学具有特殊的范畴工具和专门的语言表达。他反对将西方哲学文化范畴和概念机械地搬入中国土壤，他看到中国哲学的未来在于运用有助于深化中国精神财富的西方成就，基于本国自身遗产的有机发展。为了避免中国传统被强加上那些外来的曲解说法,费奥克蒂斯托夫学者呼吁将音译中国概念广泛运用于历史哲学学术实践中。
卢基扬诺夫曾出版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和神话的著作。他关注的中心是《易经》《道德经》《列子》《庄子》《淮南子》《山海经》，试图将易经、道教及儒家文明作为相异的“道”文化原型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研究方向迈出的脚步之一是在阐明道家哲学概念的形成体系和道家哲学说教的风格特点的范围内，解读辩证的“道”的起源代码。对中国人的神话思想演变的研究导致了神话形象与哲学概念思想的类型学的建立。作者试图发掘“道”文化的那些原始的宇宙范式，将其与有“奥姆符”的印度文化和“逻格斯”的希腊文化进行比较。
2010年代初，在中国发掘出的《郭店竹简》的研究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探索的新的方向。这些文本开启了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遗产之路。布拉日基娜在《郭店竹简》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早期儒家的为政以德问题。
俄罗斯汉学哲学的结构考据学领域的研究学者（科布泽夫、克鲁申斯基、卡拉别江茨）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这一领域源起于斯皮林在1970年代提出的以探索平行结构为基础研究中国典籍的形式主义方法。这一方法的发展和充实是1993年科布泽夫专著的出版，其中提出了对传统的中国哲学及科学知识进行方法逻辑基础的综合研究。根据科布泽夫的界定，结构考据学方法的实质在于“阐明及剖析经典或正统文本的非线形（诸如规则，二维的，或者可能是三维的）结构，这一结构具有纯语义意义，是上述著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研究者科布泽夫在“象数之学”研究领域，辨析了三类研究对象：以《易经》中“巽”和“乾”为代表的“象”；包含在古籍“河图”和“洛书”中的“数”；正如象形字的“象”和“数”一样进行剖析的二元“阴阳”和“五行”。科布泽夫认为，中国的“象”和“数”具有改变、促使各种内容得以丰富阐释的作用，它们凭藉形成的各个序列，建立起成形的线形排序和空间排列。书中对古代中国另类的哲学方法论——原始逻辑论潮流进行了剖析，后期墨家、名家学派和荀子对此皆有阐发。
克鲁申斯基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在研讨古代中国逻辑推导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突出古代中国论证中严密的数学结构性。作者强调道，“与广泛传播的认为古代中国无形式逻辑研究的意见相反，中国的早期典籍中有大量的形式逻辑推论例证，而《易经》正是符合形式逻辑理论，与其相互依存的经典编撰，基本上担负着独特的逻辑教科书的作用”。同时，应该关注进行了结构调整的《道德经》的出版，其顾及了古代中国典籍中的各种说法。
克鲁申斯基关于古代中国逻辑的专著开启了上述研究方向的发展，作者关注的中心是中国的思想概念化和中国逻辑概念表述的独特性问题。书中提出了寻求“内在中国逻辑”和阐明其独特性，包括其与诸多数字算法间联系的任务。
俄罗斯研究者在认知传统中国方法论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叶列梅耶夫关于《易经》象数观研究和传统中国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基础的著作，在中国哲学研究结构学派的发展中做出了出色的贡献。研究这位早逝学者著作的专家们指出，叶列梅耶夫的算学符号学概念引人注目。“这一概念凭藉在各种知识领域具有的说明和分类性能，受到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方法论学家们的密切关注”；算学符号学的主要思想在于：“人是天地间轮转过程的媒介，人的行为不仅影响自身命运，还会影响世界的命运。”此外，还必须提到戈洛瓦契娃对《论语》文本从“前汉学”角度展开的语文和结构分析。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中国部编撰的两部主题学术论文集是中国精神传统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1990年代初，一部论述从古代至20世纪中国人人格问题的著作出版了。佩列莫洛夫（嵇辽拉）描述了儒家的人论特点，指出，实用主义地用“道”培养新人，“君子”是能够进行人格自我完善的理想的类型，具有仁爱和文化教养。马尔特诺夫在论文《中华帝国的人格问题》中提出国家机制中儒家的人格地位问题。儒士典范应该渴求助力于国君对世界的“未来治理”，以其才智为国效力。国君与儒士臣子相交正如宇宙天然和谐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奇人”也生出哪怕是晢时地离开俗事遁入“悬崖山谷”的欲求。因此出现了儒家式的与作为文化载体的自然的相融，同时，首要的已经不是遇到君王，而是生与死的问题。科布泽夫在论文集中指出，人本主义决定了中国哲学的价值论和实用主义。同时，其突出了物质与道德心理形成的主客观统一的思想。中国传统中人的特点并不在于知识能力，而在于义和礼。论文集也探讨了新时代人格论的现代化诸问题。博罗赫根据梁启超的哲学著述剖析了基于世界法则认知的自由个性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主题，这一影响作用的最高目标是社会的发展。卡柳日娜娅分析章炳麟“革命之道德”的理论背景，认为其观照独一无二，能够以其威望引领大众，必定具有诚信、廉洁、知耻、自尊的个性思想。
1990年代末期出版了“东方哲学史丛书”中由博罗赫和科布泽夫主编的专题论文集，论及中国哲学与文化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德”。这一范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组成部分：中华帝国的国家学说、《易经》的占卜玄学、儒家伦理学和道教逻辑学、文学创作……科布泽夫指出了“德”与中国古典哲学相关性范畴的关系，并与西方传统范畴进行对比，由此揭示出“古代无个性的魔力观念向个人道德至上思想的变化”。马尔特诺夫将“德”等同于“秩序”和“人生”两大概念的综合，类似将混沌带向宇宙的创造力。他强调说：“德”没有匿名，因为文化的宗旨就是创造。《易经》传统中的“德”的问题在论文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布柳姆亨、克鲁申斯基、克罗杰茨卡娅）。新儒学泰州学派主张的道德的力量的“德”（谢罗娃），和表明集体利益高于部分的新概念“全德”的儒学伦理现代化时期的发生史（博罗赫），受到了观照。
1993年，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学者们的努力下，中国思想研究者克里夫佐夫早年未出版的著作得以问世，该书论及道家世界观的美学因素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试图阐明美学与道家的自然哲学和认识论的联系。克里夫佐夫强调，比较、分析和生动的隐喻赋予了道家哲学艺术色调。道家哲学具有的相对主义、离奇、怪诞、夸张使得道家思想家们对美好事物的认知被打上了相对性的印迹，而他们的论断则被认为是直觉的、主观主义的。克里夫佐夫剖析了道家的美学概念：美、善、和、道、自然、气、阴阳、神、朴、质、真、拙、一、玄、虚、淡。克里夫佐夫指出，道家的美学思想是自然、朴素、灵、隐—“淡”。创造性的个性应该充满了自由、专注和自信，最高级的技艺却给人粗糙的、未加工作品的印象。在克里夫佐夫看来，道家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是美学的，其体现于中国诗歌、绘画、书法和建筑中。
还有研究者们试图阐明中国历史上哲学与文化的联系。斯托罗茹克(索嘉威)研究了儒释道对唐代文化发展的影响。儒释道三家学说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上留下了烙印，而他凸显了这些烙印的关键“概念”。譬如：为了天下繁盛和纠正君王道德缺失的儒家“正名”思想，它应显现在礼制类文艺文本中并获取力量。作者指出，这些思想对于“复古”运动具有极大的影响，儒家的动机使文学家们追求叙述的简洁，在其创作中反映社会问题。韩愈身体力行的古文运动试图根据儒家天职来明辨道路，塑造楷模供后代效仿。书中也指出了《易经》象数对诗词韵律的影响。唐代文学中的佛教概念是“空”和“境”。作者指出，文学作品在这种语境中如同“被巧妙组织起来的空”，在“边际”或者“支点”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周围世界的感知。“现在”的远景进入了唐诗，它不具时间性，给人以乐观之感中国道家的音乐美学观点，是在“空”中确定坐标的工具。文学创作中“虚”“气”“神”的概念来自于道家，“气”是天才的尺度，而“神”是灵气的尺度。人的精神脱离了身体的外壳后发生变形的情节，也来自道家的世界观。
特卡琴科展示了古代典籍《吕氏春秋》的内容创新，该书文本以概括的形式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的概念，特卡琴科重点关注的正是文本作者的美学观和宇宙观间的关系。研究的中心是范畴“礼”“善”“美”和“文”。在特卡琴科看来，《吕氏春秋》的作者追求的是创造融于宇宙神话、美学及其社会理论的理想的世界模式。在自然、社会与个人相互联系的思想基础上构建起共振音乐的宇宙模式，要求自然与社会中诸现象处于和谐的平衡。特卡琴科指出，轮回思想的打造有助于给社会政治机构打下“稳固的伪数学基础”，但和谐的世界应弥合并连接儒家关于责任的思想以及与之相悖的、否定社会学的道家思想。世界的和谐统一是由两大“造物主”——宇宙的“道”和人世间效仿它的圣贤共同行动来保证的。
2001年，思想出版社的“哲学遗产丛书”出版了特卡琴科翻译的典籍《吕氏春秋》。这部古代中国哲学文集涵盖了广阔的问题领域。特卡琴科在译序中指出，本书结构严谨，其内容反映了万物一体，以及将世界看作天、地、人的关系系统的观点。对于《吕氏春秋》中体现的价值体系，特卡琴科区分出一系列的成对范畴：单与双、智慧与无知、秩序与混乱、美与丑。他指出了整顿世界秩序及对世界进行象数描写这一课题的重要性：“本书全部体系的中心是世界的一体和多样性，而且我们可以认为诸现象明显的多样性可以且应该被归化为简单的，反映自然界中事物关系的值。”
马良文力图在严谨推论和形式范畴之外揭示中国精神传统的实质，他的作品被发表和翻译是重要的现象。道教、佛教和新儒学传统中人的精神发展问题引起了马良文的兴趣。在他看来，“正是东方，首先是中国的精神传统符合智慧的主要特征：追求非双重性，不区分‘纯粹’的豁达、非客观意识以及最终同习俗和共识融合在一起的‘常理’”。在文学艺术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主义、佛教与新儒学相互影响的主题在《“道”的黄昏》一书中得到了深入发展。
2002年科布泽夫著作的出版，是对新儒学研究极重要的贡献。作者特别重视哲学方法论、术语阐释，以及揭示自宋代至今这一流派在千年发展中各个时期的精神特点诸多问题。科布泽夫的关注点集中于伦理、人类学和新儒学认知理论这些问题。对王阳明学说的研究占据了该书的中心位置，科布泽夫描述其为“中国古典哲学内在发展的最高峰”。阐明20世纪儒家思想的发展前景是该书引人注意的特点，其中包括杜维明对古代遗产所作的人文主义论述和牟宗三的“道德玄学”。科布泽夫指出，现今儒学发展的形态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时代，因为中国的哲学研究领域里渗透进了“异域”的西方概念。
佐格拉夫和马尔特诺夫翻译出版了哲学家朱熹关于意识（即“心”）问题的文章。44卷译著《敕旨编朱熹全集》中增添的序言，揭示了这篇文章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同时，译著中还补充了朱熹语言的文法概略。译者指出：“与欧洲哲学传统不同的是，中国思想家感兴趣的问题不在于个体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着客观世界，而在于这一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摆脱感觉的束缚回归自主。”马尔特诺夫指出，诸多意识问题引起了早期儒家的兴趣，但是后来，汉代儒家对“宇宙的论题”产生了兴趣。
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对儒家的兴趣显著增长。在佩列莫洛夫看来，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对孔夫子儒家遗产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他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哪怕俄罗斯人对儒家基本学说只有表面上的认识，都有助于俄罗斯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俄罗斯自身经济政治机构改革中的需要。”
1990年代初期，“名人生涯丛书”出版了马良文编撰的《孔子传》。佩列莫洛夫也出版了几部书，其中重要之作是对孔子的经典文本《论语》的翻译和研究。与译著一同首次面世的是对这部中国社会思想经典进行的学术注释，展示出其对日本、朝鲜、越南民族文化的影响。佩列莫洛夫学者因为这部著作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奥登堡奖。
此外，圣彼得堡的马尔特诺夫对《论语》研究与翻译的著作也问世了。该书讲述了孔子的生活及其命运，并将儒学定义为历史、伦理、文学和哲学现象。
儒家遗产研究持续发展并囊括了所有重要的及过去未能充分研究的思想家们。伊奥诺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的是17世纪批儒思潮著名思想家代表顾炎武的哲学观点。顾炎武的“认识论”和他的著作《日知录》是研究的重点。
2008年，俄罗斯科院远东所着手实施新的研究出版项目“中国哲学与文化”。该套关于中国精神文化和历史的丛书中出版了两部有关新儒学的著作。2009年，关于周敦颐哲学遗产研究的文集出版了，其中包括雷萨科夫所做的11—12世纪新儒学传统研究, 再版的比丘林的译文《太极图说》和《通书》，当代对其进行翻译和研究的是卢基扬诺夫。该书也包括了多篇周敦颐的诗学和散文的译稿。此外，2013年，该系列丛书中，由雷萨科夫翻译并加有评注的新儒学思想家张载的论著《正蒙》出版了。
这套丛书中，迈奥罗夫翻译并加以注释的中国典籍《尚书》的出版引人注目。这部书是儒家经典文献的古代部分，后来以“书经”之称闻名。译本的附录里详细地研究了中国的文献历史、文献注释传统中国道家的音乐美学观点，以及已有的翻译经验。“毫不夸张地说，《尚书》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人的祖先成为了中国人，即，教会了他们中国式的思考和感知，赋予其中国的道德精神基础，培养了社会生活习惯。”
近年来，俄罗斯的研究者对《三字经》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许多世纪以来，《三字经》在中国担负着培养正在成长的一代的任务。加列诺维奇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景下对其文本进行了解读。这部周年专题纪念集是为了庆祝比丘林的俄语译本《三字经》出版185周年发行的。其中包括比丘林的译文和其所作的解释说明，还有两篇分别以俄语（阿布拉缅科译）和楚瓦什语（雅科夫列夫译）对《三字经》作了诗体翻译。
中国经典著作诗体翻译的出版使这些经典开始流行起来，同时还出现了两部类似的《道德经》译作。康德拉绍娃将这部反映老子传统思想的古代中国论集翻译成诗歌作品配上彩色插图出版。该译作包括有序言、后记和注释，它们确立了这部诗体翻译译作内容的准确性。卢基扬诺夫和阿布拉缅科向俄罗斯读者推荐了散文节奏体和诗歌体的《道德经》译作。他们继续一起进行孔子《论语》的学术翻译和诗歌体改编，并合集出版。
20世纪末，十月革命前的译本《孟子》和《庄子》的珍本影印本重新出版了，并增补了当代的注释。在同一张封面下重新面世了20世纪初布兰热编撰的“佛陀与孔夫子的一生和学说”，包括缪列尔补写的附录“中国宗教”概述。上述出版物明显的不足是，对于这些文本出现的历史、布兰热与Л.Н.托尔斯泰从事东方圣贤研究的合作动机与结果，都缺乏任何的说明。
此时也出现了对苏联汉学家遗产的再版。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休茨基翻译的《易经》，由科布泽夫修订补充后出版。本版印数达到可观的一万册，这反映出学术界以外对中国精神传统兴趣的增长。鲁冰的中国思想史家论集也得以出版。这部再版的俄文论集中，也包括苏联解体后居住在海外的学者英文著述的俄语译文。费奥克蒂斯托夫所作的荀子哲学世界观的研究再版时，该学者关于中国哲学文本的翻译及判断中国哲学传统在当代世界的地位问题的文章作为附录一同出版。
俄罗斯学者发展了阿列克谢耶夫确立的高等教育实践中汉学与其他学术学科相结合的方针。1993年，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哲学系在卢基扬诺夫（他当时在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工作）的领导下开设了中国哲学和汉语学习的专业课程，邀请费奥克蒂斯托夫前来教学。卢基扬诺夫和费奥克蒂斯托夫制定了高等院校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大纲。目前，卢基扬诺夫为撰著中国哲学教科书在继续积极地工作。
1998年，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与文化学专业教研室的建立，成为两个学科在融合道路上新的创造性的尝试。这个教研室的首任领导是中国道教和佛教研究权威托尔奇诺夫。
作者简介
篇幅所限，注释已删节，本文以《1990 年代后俄罗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综述》为题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新华文摘》网刊2017年第11期转载。更加详细内容，请见《俄罗斯汉学的基本方向及其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俄罗斯汉学的基本方向及其问题
-7-301-28833-7
Н.Л.玛玛耶娃著李志强张冰等译
定价：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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