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易居

杂家:战国末至汉初博采百家之长的哲学学派

2024-06-15 11:03 浏览:
导读: 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尸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的确算是杂家。《汉书·艺文志》列尸佼为杂家。”(《尸子下》)这宣扬的是“非乐”的思想。”(《尸子上·广泽》)尸佼认为,诸子百家彼此相非是没有必要的。

杂家(zájiā)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后有赵蕤著综述杂家.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杂家著作有《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五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等等。

其中以《吕氏春秋》、《淮南王》(但也有人认为《淮南王》一书以道家为主,兼才众家。应属道家著作才是,《淮南王》在古代也曾被划入道藏)为代表著作。杂家著作现在只留下《吕氏春秋》、《淮南王》、《尸子》(原书已佚,今仅有后人辑本)三书。杂家的代表性人物是吕不韦,吕不韦(约前290—前235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他任秦相期间,招揽门客三千余人,并亲自参与其间,历时近十年,编成《吕氏春秋》,足可为杂家代表性著作。 《尸子》一说为杂家学说,在秦统一后,学术思想遭到钳制,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各家学说均被禁锢。《尸子》一书遭禁毁难免,所以早佚。唐代又重被辑成。 先秦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似曾有法家倾向。《隋书?经籍志》杂家记载: “《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可见原书在三国时已亡佚一半﹐所以黄初(220~226)中才续补了九篇。《後汉书?宦者吕强传》李贤注说:“(佼)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

”这里说十九篇陈道德仁义﹐显然与刘向《别录》所说的商鞅师尸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来流传的《尸子》﹐虽非汉以前《尸子》之旧﹐却反映了魏黄初中人续补的内容。这个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应麟所见《尸子》只存一卷。唯《群书治要》中尚残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辑《尸子》的有许多家﹐《心斋十种》本为惠栋辑﹐任兆麟补辑。《平津馆丛书》本乃章宗源辑﹐孙星衍补辑。《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辑。《尸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的确算是杂家。但书中保存先秦《尸子》的多少内容﹐难於辨析。《尸子》一书早佚,后由唐代魏徵、清代惠栋、汪继培等辑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二十篇。根据班固的记载,尸子名佼,鲁国人,是商鞅的师傅。刘向说:“楚有尸子”,又说他为“晋人”,是商鞅之客,“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刘向《别录》,据《史记·孟荀列传·集解》所引)尸佼逃往蜀后,写作《尸子》书。《汉书·艺文志》列尸佼为杂家。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卿、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对农家许行也有影响;在思想史上是个重要环节。面对战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尸佼认为如何稳定农民、巩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尸佼强调“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尸子下》)。《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仗,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禹兴利除害,为民种也。”(《尸子下》)这里宣扬的是“节葬”的思想。《尸子》书又说:“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故不听也。”(《尸子下》)这宣扬的是“非乐”的思想。“节葬”、“非乐”,都是从墨家学派中吸取来的。《尸子》借子夏之口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尸子下》)指出了民心对于统治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这强调了安抚百姓是国家稳定、巩固的关键。尸佼劝说统治者要“善修国政”,说“君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尸子上·贵言》尸佼要求统治者效法古代神农、有虞氏等圣王,和农民“并耕”,认为这是“所以劝耕也”。(《尸子下》)他强调发展农奴的个体经济,“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尸子上·贵言》),以改善农奴生活。《尸子》说:“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尸子下》)但尸佼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以辅教,服不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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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罚,“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尸子下》)《尸子》鼓吹“劝学”,强调“教化”。他说:“学不倦,所以治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舍而不治则腐蠹。”(《尸子上·劝学》)他说:“天下非无乱人也,尧舜之道,可教者众也。”(《尸子上·贵言》)“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狡<墨吉>之人)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尸子上·劝学》)还说:“贤者易知也。观其富之所分,运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运,其与成贤无择也。是故爱恶亲疏,兴发穷达,皆可以成为义,有其器也。”他强调不管在上位的怎样对待在下位的,直至“监门、逆旅、农夫、陶人”,都要毫不动摇地修身行义,做到“忠孝善贤”。他还强调“学之积也”(《尸孙·劝学》),要求不间断地学习。认为“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先身者也。”这些论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积极意义。尸子关于君依赖于民的鱼水譬喻,和“劝学”的思想,对后来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和“劝学”思想的形成诸子百家 杂家思想,是有影响的。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尸子》说:“国乱则择其邪人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

”《尸子》书曰:“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之;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尸子上·贵言》)《尸子》认为,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欲望。他说:“心者,身之君也。”从天子到匹夫,都“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他说:“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事之纪也,”又说:“治于神者,其事少而功多”。所以用德义来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尸佼这些思想,和孟子的“正己”、“修身”,心能使耳目器官不“蔽于物”和“万物皆备于我”等理论,都是息息相通的。尸佼的上述理论,包括“劝学”、“德义”这些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的。农民的反抗,使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国家政权,尸佼向统治者劝谏,要“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统治者实行“善政”,抚恤百姓,使百姓得其所,安其业,丰衣足食,他们便不会起来反抗,就能免遭杀戮,保全首领;统治者也消除了“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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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社会就能富庶起来,“此其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上·贵言》)尸佼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在于“审名分”。他说:“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审名分,君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名分”,尸佼称之为“一”,他说:“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明君之立也。”(《尸子上·发蒙》)尸佼认为,“名分”审定,则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赏罚分明,人君便可为明君。“分”与“治”的关系是什么呢?《尸子》书说:“天地生万物,圣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达,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尸子上·分》)尸佼看来,只要人人、事事都得其“分”,那国君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天下便会得以长治久安。“得分”便“国治”的原因是什么呢?《尸子》说:“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

……知此道也者,众贤为役,愚智尽情矣。”(《尸子上·分》)尸佼强调了用“贤”的重要性,他说:“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才。夫至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尸子上·分》)用贤则国盛,那如何用贤呢?《尸子》说:“群臣之愚智,日劾于前,择其知事者而令之谋。群臣之所举,日劾于前,择其知人者而令之举。群臣之治乱,日劾于前,择其胜任者而令之治。群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择其贤者而举之,则民竞于行。胜任者治,则百官不乱;知人者举,则贤者不隐;知事者谋,则大举不失。……圣王只言于朝,而四方给矣。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贤使能,不劳而治;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达情见素,则是非不蔽。……圣王之民易治乎。”(《尸子上·分》)尸佼还强调人君要“虚心”、“审分”,使“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那么“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尸子上·发蒙》),人君如能“审分”、“用贤”,就能“身逸而国治”、“自为而民富”了,人君就算纵情享乐,人民也照样能富裕起来,这当然是虚妄之想。但尸佼强调的“正名去伪,以实覆名”,任用贤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尸子》的“审名分”理论,和荀子、韩非、道家的一些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由上可见,《尸子》是杂含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的。《尸子·广泽》是尸佼的学术史论,在此篇中,他刻意发掘各家可以融通、认同的层面,主张“综合名家”。他对各家学派的不同主张和个性特征进行了概括:“墨子贵兼诸子百家 杂家思想,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原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掩)于弘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上·广泽》)尸佼认为,诸子百家彼此相非是没有必要的。墨子主张“兼”,孔子主张“公”,皇子主张“衷”,田子主张“均”,列子主张“虚”,料子主张“别囿”,其实都是同一意思,是相互一致的,即“公”、“去私”,这也反映了尸子的学术主张。《尸子》又说:“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邱上以视,则见其始出,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是故,夫论贵贱、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 尸佼在这里强调了理解事物时客观的重要性,勿以“私心”掩蔽了“智”,而不辨是非。总之,对于纷繁复杂的各家学说的诠释,由于尸佼刻意的兼综并取,使各家彼此相通,从而也抹杀了各学派的对立、分歧。而真理往往是在相非相争、百家争鸣中得以出现、发展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引进、容忍、融通多元文化、百家各说,然后加以选择和中合,是有其实践价值的。《广译篇》透露出来的,就是希望结束纷争混乱,实现统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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