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易居

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下儒家对社会建设的重新思考

2024-05-31 10:05 浏览:
导读: 晚年回乡的孔子,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专心编修鲁国的史书《春秋》;一面大规模开展教育事业,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艺的著名弟子有七十二人。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传播孔子的思想、学说,汇集孔子言行,编纂为《论语》一书,成为儒家最为经典的书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诸子百家:从春秋到战国的先秦瑰宝

周朝建立以后,在夏商礼乐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以便于维护等级秩序,使各阶层各安其分,保持社会长治久安。

春秋时期,渐有以下僭上甚至于臣子弑君父的现象发生,造成了国家、社会的动荡,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儒家人士认为礼崩乐坏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对于礼乐文化重新反思,对于社会建设重新思考,成为儒家有识之士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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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他自幼好学,常摆各种祭器,仿效大人祭祀时的礼仪动作。十一岁时,曾跟鲁太师学习周礼。到二十岁时,已掌握了很多文化知识,有“博学好礼”的美誉。二十岁左右,孔子做过“相礼”,从事“儒”这一职业,主持婚丧祭祀。后做过“委吏”(即仓库管理人员),又做过“乘田”(即管理牧场牛羊),还做过贵族季氏家的史官。因为孔子曾做过“儒”,后来又成为著名学者,所以,由他创立的学派便称为“儒家”。

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鲁国发生内乱,他去齐国做了贵族高昭子的家臣。经高昭子推荐,齐景公曾向孔子咨询过治国的道理。几年后,齐国大夫中有人想害孔子,他遂离开齐国返回鲁国。当时的鲁国,贵族之间互相夺权争利,政治紊乱。孔子不愿任官职,便居家专心研究、整理《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同时开坛设教,广收弟子,努力兴办教育事业。

因为对鲁君失望,孔子在公元前497年五十五岁时,离开鲁国,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之行。这次出行,孔子先后到过卫、曹、宋、陈、蔡、楚等国,共历十四年而终不见用,于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时返回鲁国。晚年回乡的孔子,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专心编修鲁国的史书《春秋》;一面大规模开展教育事业,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艺的著名弟子有七十二人。

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传播孔子的思想、学说诸子百家为后世,汇集孔子言行,编纂为《论语》一书,成为儒家最为经典的书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语》的内容

《论语》的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包括哲学、历史、政治、经济、艺术、宗教等方面,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情况,看出孔子对政治的见解、对社会的理想、对教育的主张,也可看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人格修养、治学态度和处世方法。

《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论语》中“仁”字出现凡109次,它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礼”“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善而服务的。不过,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重要理念,孔子却从未给它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它只是很宽泛地体现在孔子提倡的为人处世、为政治国的具体原则中。

说到为人处世,孔子提倡的是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的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他鼓励年轻人要奋发向上,“后生可畏”,怎么见得后来人不如现在的人呢。

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从忠恕的原则出发,孔子最讨厌人“巧言令色”,讨厌人刻意去掩饰自己的错误或真实想法。人不怕犯错误,只要勇于改正就好。孔子就常坦言自己这方面或那方面不如自己的弟子;言行不当的时候,一经别人指出,他会立即道歉并改正。他的弟子子贡就曾感慨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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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为政治国,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要勤政、节用、有信、不烦政扰民。他尖锐地指出“苛政猛于虎”,鲁国遭遇灾害,国库空虚,鲁哀公问孔子该怎么办。孔子说可以减税。哀公不解,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

他还要求最高统治者在选拔任用官吏时,一定要慎重,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抛开具体的政治措施,这些施政原则,时值今日不是仍为人们所奉行吗?

总之,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仁”统率着忠、恕、孝、悌、宽、恭、信、敏、惠、智、勇、刚、毅等诸多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不仅有着极为普遍的进步意义,而且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对《论语》所载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极为推崇,认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数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其实,《论语》中阐述的这些基本规范,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智慧,一种从极朴素的自然法则中演绎出的生命的大智慧。

《论语》的文风特色

《论语》,从字面意思上说就是语言的论纂,用现代汉语说,就是语录,是孔子弟子及其后学对孔子言行的追记,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可以说它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用口语写成,有着简练、晓畅、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

《论语》中的许多句子内涵丰富,用意深远,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用语,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小不忍则乱大谋”“道不同不相为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至今都还被人们频繁引用,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论语》的许多篇章有着很强的现场感,寥寥数语,人物情态及场景毕现。读着它,你会恍然以为自己正置身孔门弟子中,聆听着孔子的教诲,并不会感到太多的时空和语言的隔膜。

这一切奠定了《论语》在中国散文发展史和修辞学上的地位。

如何阅读《论语》

《论语》的阅读和理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多解问题始终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多版本文字不同,解释会不同,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和演绎不同更会造成解释不同。

但是正如语言学家王力所言:“当我们读古书的时候,所应注意的不是古人应该说什么,而是实际上古人说了什么”,对于《论语》的解读,我们首先应该以语言层面的理解为基础,在尊重作者原意的基础上去理解思想和进行鉴赏,这是阅读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蒋绍愚将古书上的话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为言之,即说话人在某种场合针对某人某事而说;另一类是言外之意,即结合说话人的整个思想体系或者当时时代背景才能理解。我们的阅读理解不妨就从这两个层面展开。解决多解问题的主体思路是“勾连”,就是要勾连出现相同内容的篇章去比较语境,看从语法结构和使用习惯上怎样判断取舍。

《论语》总共20篇,分为前编(即前10篇)和后编(即后10篇),《论语新解》认为“后论之成晚于前论”,《论语译注》认为“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这或许能解释书中许多微妙之处。

尽管历代学者考证《论语》结构有各种心得,其中不乏名家宣称“凡二十章,莫不备具至完美之条理”(翁中和语),甚至认为“《论语》是不可分开的,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整个《论语》二十篇,连起来,是一整篇文章。”(南怀瑾语)但是他们也都语焉不详。

从实际情况看,大多数《论语》的读者都会觉得结构琐碎散乱,特别是每篇内部章节难以贯通。因此学习时建议把握学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语),提纲挈领,抓住核心概念,举大放小,不必面面俱到。可以统观全书打乱章节诸子百家为后世,以某个专题为核心将篇章进行重新拼接组织,多个专题纵横交错也基本可以覆盖全书的主要内容。

此外,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障碍还会来自于时代的隔膜和文化背景的欠缺。比如,我们如果不懂春秋时代的外交酬酢谈判多半以背诵诗篇来代替语言的传统,就一定不能贯通“诵《诗》三百”和“授之以政”之间的逻辑关系。

如果不了解儿女落地三年才能完全脱离父母怀抱这个缘由,就一定会嗤笑古人“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的固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阅读《论语》的过程也必然是大量丰富古代文化知识,不断亲近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阅读《论语》时我们还需要不断跳入跳出,既要还原孔子的时代面貌,站在当时的视角去理解孔子的一腔激愤和担忧;又要超越时空局限,放眼现在甚至未来去体悟其带给我们的永恒智慧。

钱穆先生说:“孔子之所启示,乃是一种通义,不受时限,通于古今,而义无不然,故为可贵。”其旨意便在于此。

阅读示例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一小段一小段,各自独立,感觉较为零碎,但是,其前后还是有许多内在的联系的,如果能前后勾连,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论语》中的思想内涵及其人物形象。

比如:《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四章: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究竟如何理解孔子对子贡的评价呢?

《礼记·明堂位》讲到四代之器说:“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云:“皆黍稷器。”也就是说,瑚琏,是宗庙里盛黍稷的祭器,有用于国家,比喻具有治国的才能。这分明是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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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政第二》第十二章记载:子曰:“君子不器。”君子不要像器具一样,只有固定的某一方面的用处。

子贡应该听老师讲过这句话,所以在他听到老师说自己是“器”时,他感觉老师在批评中应该有肯定,他想知道老师肯定的部分是什么,所以进一步追问,得到了“瑚琏”的比喻。我们做的这个推演,是得到了《为政第二》第十二章“君子不器”的佐证。因此说,前后勾连很有意思。

为什么孔子会用“瑚琏”来比喻子贡呢?

瑚、琏,从玉字旁,它们所指的祭祀器物,或缀以玉石,或如玉,总之必与玉相关。

《学而第一》第十五章记载了子贡与老师的对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所引的,是《诗经·卫风·淇奥》里的句子,描写的是对玉进行加工的各种动作,而这两句的前头一句是“有匪君子”,这些动作实则比喻君子不懈的自我砥砺修养。子贡把自己比作了玉,以君子要求自己。这也是孔子夸奖子贡可与言《诗》的根本原因。

《子罕第九》第十三章记录子贡与老师的对话是: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贡发问说:“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放入柜子里收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它呢?”孔子回答说:“卖它吧!卖它吧!我正等着识货的商人哩!”

子贡又一次用了玉来比喻,他无疑指的是君子,包括老师,包括自己。从这些对话中,孔子和我们,都看到了子贡的自我期许,看到了子贡对于高远情怀的君子人格的追求。

《论语》字数不多,却有多次提到子贡有关玉的对话。我们知道在周代以前,先人已非常喜爱玉,认为玉是君子的象征。如《诗经·秦风·小戎》写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一个始终追求美玉精神的子贡,他的老师会如何评价他呢?

“瑚琏也。”这是极端重视礼乐的孔子,对于学生知心的高度评价。孔子此处对子贡的评价,是称赞大于批评的。

以上我们通过勾连《学而第一》第十五章、《子罕第九》第十三章,进一步加深了对《公冶长第五》第四章的认识,足以让我们体会阅读方法的重要。

阅读方法很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需要我们潜心阅读,深入《论语》,只要我们持续地走进《论语》,不断聆听圣贤的对话,就会不断发现智慧的光,在我们的心间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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