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这个词汇，但凡上中学历史课时不是全程睡觉的，大概都听说过。不过古人好虚数，动辄“千百万”的谁当真谁就输了，这个“百家”大概是出自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做过的一番统计：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此后在《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的“诸子”总数甚至超过了千家，这件事情可就怪哉了——古人向来是不吝于牛皮吹上天的，估计看见水龙头跑水都能吟出“飞流直下三千尺”，怎么唯独在“诸子”的数目上谦虚了？

诸子百家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巅峰

不过若是翻翻这几部竖版繁体的大部头，除了能收获头晕眼花这一成就之外，还能解开上述疑问：其实所谓的“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并不是说先秦时期的各学术派别有189家，而是班固搜集到的诸子典籍的数目——其中儒家有53部、道家有37部、阴阳家有20部、法家有10部、墨家有6部、名家7部、纵横家有12部、杂家有20部、农家有9部、小说家有15部，加起来正好189部、4324篇。而此后统计的“千家之说”大体也是如此，并非指学术派别的数量，而是典籍的数目。

那么诸子百家到底有多少家呢？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传第七十》中论各种学说要旨时，将其分为六家：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而在此前战国时期的荀子则有“六说十二家”的观点，分别是一说它嚣与魏牟、二说陈仲与史鳅、三说墨翟与宋銒、四说慎到与田骈、五说惠施与邓析、六说子思与孟轲。不过在荀子看来，被点名的这12人都不是什么好鸟：“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唯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才能“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

儒家“三圣”中，荀子和孟子在后世都不怎么受统治者待见

而班固则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将诸子百家分为儒、墨、名、法、道、阴阳、纵横、杂、农、小说十家，除去“不可观”的小说家之后，又称九流。

荀子之说意在骂街，暂且可以不论。而在司马迁和班固统计的各流派中，其实差别也很大。

1、在组织上有大量信徒、除了思想体系还有行动表现的，唯儒家与墨家。

儒家就不用多说了，汉武帝时的一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招，使得儒家在中国将近2千年的历史中，地位形同基督教之于欧洲，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至于墨家，韩非子曾经叹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篇》）孟子也认为自春秋以来“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由此可见墨家在当时的影响力。

墨子其实是个典型的理工男，不如儒家会来事，所以不招人喜欢

墨家是个极其注重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学术团体，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几乎就是跟儒家扭着劲儿来。不过因为儒家的兴起，老冤家墨家遭到打压，再者墨家对人的要求太过严格，主张又与统治阶层的需求格格不入，所以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2、在学术思想上，可以开宗立派的有儒、墨、法、道四家。

法家与现代法治思想不同，包含了伦理、社会、政治与法治等多方面内容，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因此对于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仅次于儒家。

说起法家总有人提起商鞅，其实集法家之大成者非韩非莫属

但正如墨家处处看儒家不顺眼，儒家更是视法家如死敌，大有“汉贼不两立”之势。尤其是重用法家的秦二世而亡，更是成了儒家口诛笔伐的反面典型，破口大骂了两千年还没过足瘾头。

儒家（其实是董仲舒）主张的“天人感应”、“道统”以及后期发展出的宋明理学对于统治阶层加强君主集权非常有利，所以被后世大多数王朝作为立国之本。不过大多数头脑清醒的帝王都很清楚，单凭儒家的嘴炮功夫是治理不好国家的，甚至只会添乱（如儒家理论的忠实实践者王莽同学，不但搞丢了江山、搞没了小命，更有甚者还被恩将仇报的儒家踢出门墙，又被扣上了满脑袋的屎盆子）中国有儒家还有什么家，唯有儒法结合，才是治国正理。

儒家因董仲舒而兴，但在学术思想上也被这货歪曲得最狠

不过士大夫的嘴皮子当皇帝的也惹不起，于是历史上几乎所有聪明而且有为的皇帝都是挂着“内圣外王”的羊皮，卖“内王外圣”的狗肉：

“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柰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过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资治通鉴·汉纪十九》）

道家为老子首创，主张“清静无为”，“纯任自然”，提出“知雄守雌”、“刚柔并济”等辩证主义思想。道家最初本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存世教人，不过后来逐渐跑偏，拐进了宗教、养生、艺术等小胡同，甚至有了“佛道儒”之说（儒家、儒生、儒教是三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成了一门以拜神念经为主的宗教。若是老子泉下有知，当作何感想。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后来又成了太上老君……

3、其余诸家，则是“三观”有别而已，并没有明确的思想体系。

其余如名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更多的是研究领域和价值取向的区别，在思想上并没有显著的组织和体系。而其中的部分流派中国有儒家还有什么家，如纵横家、小说家等，更多的是是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著名人物，在学术思想上很难自成一派。

4、其实诸子百家中的各学派并非泾渭分明，彼此间即有“内斗”亦有“外联”。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不显，诸侯并立实同列国。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思想和学说，并在彼此之间的激烈碰撞过程中，相互融合、吸收、改良。尽管各学派在宣传、教学时言辞激烈、门户森严，但事实上彼此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比如儒家和道家：“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比如儒家和墨家：“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而在思想上两者都倡导“仁爱”和“人治”；再比如法、道两家主张刚柔不相容，但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但将申（不害）韩和老庄并列一传，还指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且韩非子也著有《解老》、《喻老》等名篇；而孟子和荀子同出于儒家，却是一个主张性善论，一个主张性恶论。同时，荀子的思想接近于法家，而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李斯又是荀子的学生等等。

亚圣说性善，后圣说性恶，可惜至圣死得早，不能给他俩评评理

最后简单谈谈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大爆炸的成因。

不管是百家、千家还是六家、十家，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许多当时的文化理念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那么，这种现象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1、当然离不开历史的沉淀与积累。

须知从黄帝文化为开端，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2千多年的历史。即便排除掉传说和文献不可靠的时期，在殷商、两周时代的文明程度之高、思想文化之丰富也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因此，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必然渊源于此。只可惜诸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早已失传，而“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凡三百篇”（《史记·孔子世家》）以及“笔削春秋”等行为，更是让我们如今只闻“诸子”而不知上古先贤。

孔子删述六经，个人认为是一场文化灾难

2、技术的发展和学术的流传。

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上古时期从事文字记录和学术研究的只限于少数贵族和官吏，如史祝、司徒、礼相等。后来随着文字的普及和书写工具的进步，同时由于周室衰微、诸侯争霸，使得贵族与平民的界限被打破，也使得文化和教育在民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汉人刘歆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这一认识虽然主观，但是思路应该是没错的。

从甲骨卜辞到青铜铭文，再到竹简，堪称跨越式的进步

3、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篇》）周初确立的封建制度和礼教的解体，诸侯国事实上的独立，都导致了社会环境和政治斗争形势的剧变。在这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绝大多数人不知所措，但也不乏有贤明者苦思破局之策，于是有人思古，有人求新，更有人逃避现实以谋求解脱，于是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潮流和价值观、人生观。

到了20世纪初叶，骑在亿万生民头上两千多年的皇帝突然没了影，这一剧变再次引起思想文化的大碰撞，遂有新文化运动，此为后话，在此不提。

同时，同文同种的诸侯国之间激烈的斗争,也提供了鼓励思想、人才蓬勃而发的土壤。大一统王国的消失，国与国之间便捷的交流和流通渠道，使得某种思想或是人才即便在某国不受重视，也能在其他地方寻找机会。而这种思想和人才的交流，在当时非但不受谴责，相反受到鼓励：“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将伐颛臾》），而在后世被异化为忠君思想的儒家，在当时的主张其实是“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礼记·曲礼下》）

坐拥吴起、孙膑、张仪、商鞅、范雎、尉缭等人才不用，魏国亡了活该

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当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紧密交融，而且是在并非一潭死水的官僚机构、而是有更多选择和机遇发挥个人才能时，于是标新立异者有之、言必称三代者有之、富国强兵者有之、专攻术业者亦有之，遂有百家争鸣。

4、养士文化和私学兴起的影响。

西周封建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由周王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发展到了卿大夫亦可分封门客，于是贵族养士风气盛行。比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等人，门下食客有数千人之多。这些人中既有鸡鸣狗盗之徒，亦有能坚白异同之辩者，更能编纂出《魏公子兵法》、《吕氏春秋》等典籍，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春秋时期孔子首开讲学之风，此后儒家、墨家等学派都大规模的招收门徒，讲授学问。而像齐国的稷下学宫，招揽了荀况、淳于髡、邹衍、慎到、宋钘、鲁仲连等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供其议论讲学，更有今日高等学府之雏形，为诸子百家学说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齐国一样是个得才而不能用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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