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伊儒会通”是文明互鉴的典范，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它增进了各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伊儒会通”对文明互鉴有何意义？近日，“道中华”专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桂萍，就此进行了解读。

记者：什么是“伊儒会通”？如何正确理解“伊儒会通”的概念？

杨桂萍：“伊儒会通”是指发生于明清之际延续至民国初期中国穆斯林先贤的文化自觉活动，他们整合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概念、术语和范畴构建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精神。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寻求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明朝中后期，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迅速发展起来，努力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进行对接，并取得很大成绩。

在山东、江苏及云南等地，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学者著书立说，他们用汉语介绍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礼俗、哲理，积极寻求伊斯兰教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儒家文化相通的部分，以便得到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认可。他们一方面用儒家思想阐释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功修；另一方面又把伊斯兰教的信仰功修与儒家的纲常伦理相契合，从理论上阐明伊斯兰教与儒家的相通之处。

▲王岱舆《正教真诠·真忠》。（图片来自《中国民族报》）

记者：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为何能汇通？

杨桂萍：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先辈学者准确把握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在世界观、人生观及认识领域的差异与互补，主动促进两种文化互鉴融通中国文化的正统是儒家，并掀起了“以儒诠经”运动，援用儒家理学的核心概念汉译伊斯兰典籍。他们基本把握了儒家文化重视现实人生、重视人伦道德的主旨，积极认同儒家主流思想。他们所建构的本土伊斯兰教的思想体系将“天道五功”与“人道五典”的伦理思想相结合，为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沟通架起了桥梁。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教著名学者马德新（1794—1874年），他继承先辈学者的思想，将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及对儒家思想的总体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清楚地看到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共性、互相认同的可能性，阐释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他说，“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各有所长，各有不可偏废的一面，认为二者可相资为用。”

▲牛街礼拜寺清同治十三年抱厦匾：掌握天人。（图片来自《中国民族报》）

记者：“天道”与“人道”有哪些共性，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又是如何就此实现交流和相通的？

杨桂萍：马德新认为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在各有侧重的同时，还充分肯定它们有相通之处。

儒家主流派不否定宗教，把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和情感功能作为圣人教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儒家典籍不讳言“天”的地位，统治者一直保留着宗教祭祀典制与活动，以发挥神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儒家在积极关注社会人生的同时，并不否定“天道”或“天命”。儒家所说的“天道”，多指人类价值的最高源头。

在早期，“天神”源于初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而成为至上神，被认为能够主宰自然、人类以及社会的命运。“天命”常常被理解为天神、上帝的意志或命令。

夏、商、周三代以后，天、天命的神学色彩日益淡化，天命被理解为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子夏所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孟子所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均为“天命”之意。

《易传·序卦》更进一步说明天道如何是人之价值源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宋以后，理学家多以“天理”诠释“天命”，天命即理，理即义，人之善性源于天理。”

显然，儒家主流关注人道，神学色彩非常淡薄。孔子对鬼神存而不论中国文化的正统是儒家，不谈前世与死后之事，为儒家主流思想奠定了方向。儒家虽不热衷于宗教，但主张适当保留宗教，而且把神道看成人道的继续和组成部分。

人伦的核心内容涉及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等人与人的关系，但人伦关系的基础源于天、天道。因此在儒家文化中，人道与天道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在根本上就是统一的。

马德新等经学大师从语义学上解释天道与人道，求得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相一致，进而在理念的铺衍中以“同”作为重点，促进二者的交流。

记者：“伊儒会通”的历史经验对当今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有何意义？

杨桂萍：中华文化素来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中国宗教也有和谐共生的传统。千百年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和谐与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典范。尊重多元、理解差异、和谐与共的宝贵经验，对当代世界不同文明间平等对话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坚持与儒家思想不断交融并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生活在中华大地、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修建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创办融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他们坚持伊斯兰教义教理，同时“遵中国之礼、引孔孟之章，守性命之学”，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解释伊斯兰的“念礼斋课朝”。

就宗教而言，西方制度化的宗教与中国非制度性的宗教存在差异，西方的宗教自由与中国的信仰自由亦有不同。用西方宗教概念或范式评判中国宗教，难免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历史上，中国政教关系体现为政主教从，教权不凌驾于政权之上，宗教与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发挥社会教化功能。宗教界爱国守法，政府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明清时期很多清真寺的万岁牌，是宗教界爱国爱教的体现。

▲牛街礼拜寺圣旨碑拓片。（图片来自《中国民族报》）

中国伊斯兰教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穆斯林用东方智慧理解、诠释、表达自己的信仰。东方智慧超越启示与理性、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强调包容、和融、和谐共存；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东方与西方的互补关系；倡导中道、理性、宽容；鼓励多元、合作、和平；反对分裂、对抗、暴力。这些思想和实践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对当今世界的交往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受访者简介：

杨桂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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