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提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过去有的人以“姓社姓资”或者“姓公姓私”为名在社会上给人划线、贴标签、戴帽子，现在这些东西又有了新变种，那就是“姓中姓西”。今天就说说这个“姓中姓西”的问题。
首先申明，这个话题其实非常大，大到可以写出一本书来，我因为习惯性地每天写一篇消遣性的小文章，从来也没有什么提纲，也不给自己定目标和任务，所以都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难免挂一漏万，有的东西以后随时想到了会随时写的。
从何说起呢？就从我们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说起吧。说起来，我接触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是比较早的，在小学毕业前已经完整地读完了“四书”，中学时又把“五经”全部读完，还顺便学会了用蓍草算卦。可以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论是优秀的部分还是如算卦这类糟粕的东西，都多多少少地有一些了解。与此同时，我从小学时代开始接触一些西方思想史上的著作，当然那时候能够看到的都是经过我们国家筛选的诸如无神论、进化论等方面的作品，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以及罗森塔尔、尤金的《简明哲学词典》，到了初中时期又通读了《新旧约全书》，进入大学之后开始广泛涉猎中西方哲学史和社会思想史的著作，所以对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多少是有一点了解的。
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对现在网上有一些人片面夸大所谓“传统文化”，进而提出“中华文明优于西方文明”“儒家思想为世界提供智慧”等论断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其实中西方文明在底层逻辑是相通的，这里都有生而为人所共同遵循的道德标准和基本思维方式，二者不是对立的，也根本不存在谁比谁更优越的结论。
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都是那些热衷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东西，让我们看一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具有“中华文化的唯一性”，或者说是中华文化给世界以启发。比如我们天天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好多人都把这句话当做中华文明独特的贡献，其实我们这要稍稍动动脑筋想一想就能明白，人是社会性动物，人与人交往中总会有朋友，人们与朋友相见是一件愉快的事，这么浅显的道理，还需要人教导吗？不用说中国，全世界各国的民间都有类似的说法。西方世界有没有？当然有了。谓予不信，请读一下圣经旧约全书中的《箴言》，那里面就有“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要知道，圣经中的旧约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亚伯拉罕宗教经典的源头，其产生的时间绝对不晚于春秋时期。而且，那时中国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以色列等国家还没有文化交往，这些文明是差不多同时独立生长的，没有如今天这般的“文明互鉴”。换句人话说，就是大家谁也没抄袭谁，都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
再比如，我们的“国学大师们”还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似乎这句话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体现了独特价值。而且，还有人不时借助外国人的片言只语对这句话大加吹捧，似乎全世界都是从中华文化中的这句瑰宝中受到的启发。我不知道这些“国学大师们”读没读过旧约全书中的《利未记》，知不知道那上面有一句“你们当爱人如己”，知不知道这句话是整个圣经新约全书的道德根基。据我观察，大约知道的不太多。反正有某个“大师”讲过一句这句话有多么了不起，于是一群“大师们”便鹦鹉学舌一般跟着一起说。至于圣经中那句“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大约“国学大师们”都没大听说过。
又比如，有人把中国古代提出的“天人合一”解释为最早的生态文明思想。我就奇了怪了，真不知这些人读过多少古书。那“天人合一”哪里讲的是什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啊，这只不过是我们今天的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根据当代世界科学技术思想的新发展中国下层社会儒家思想，而对过去典籍中提法进行的重新演绎罢了。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说过，汉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义不清，光是一个“天”字、一个“仁”字、一个“道”字，不同的人就有完全不同的定义，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定义。注意，这三个字可不是普通的三个字，这三个字实际上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础概念。试想，连最基础的概念都各说各话，你还指望它能引领世界？鬼扯呀！回到“天人合一”这个命题，这句话最早出自庄子，后来被董子（董仲舒）偷换了一下概念，演变成了“天人感应”，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含义，而差不多都是迷信的东方神秘主义的东西，其逻辑就是胡乱类比，诸如“天有日月，人有二目”等等，不一而足。后来到了张载又重新阐释了“天人合一”，在张子这里，“天人合一”的“天”也不是指大自然。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西方文明中有没有呢？答案是：有。不信去读圣经旧约全书中的《申命记》，那里面就有“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
所以，要想讲好中华文明，必须同时懂得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惟其如此，你才能够真正标定中华文明的坐标，了解它的优秀和糟粕，对其进行有益的扬弃。
不错，过去在欧洲曾经兴起过“中国学”，也有不少学者对“”和“”的片言只语进行基于欧洲文化的阐述，并且大加赞赏。我们的很多人见到西人称赞我们，于是便兴奋不已，急忙把这些话拿来为自己撑腰。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说起来，自晚清以降，我们被西方欺侮和压迫得太久了，这种压迫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经济军事，也包括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自觉地将西方的评价作为最权威的评价，这才有了见到西方说了哪怕一句好话，就令我们欢天喜地的现象，全然不仔细想一想西方为什么这样评价我们，以及他们评价我们的话中后面包含着什么意思。
要知道，自从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将中国部分儒家典籍翻译到欧洲之后，一些欧洲思想家如获至宝，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语义模糊的书籍中那些语言背后的民族文化背景，于是只是捡出几句在他们看来、依照他们理解的“有用的话”，然后“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用来自遥远东方哲人的话来抨击对手。对于他们的这些评论，我们今天一定要将其恢复到本来的语境下进行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看清自己也看清西方。
忽然想到二十多年前我去新加坡学习的时候，我们同去的一个同志问新加坡教授一个问题，说儒家思想对新加坡的成功起到了什么作用？当时那位同属华裔的新加坡教授反问道：“什么是儒家思想？新加坡的成功和儒家思想没有关系，新加坡是英国制度文化的产物。”其实，这与我们的宣传有关系，我们一直宣传新加坡是中华文化的产物，其实殊不知李光耀在45岁之前连中文都不会，他是英国律师，他作为一名政客要获得华裔的选票并且把华裔紧紧团结在一起中国下层社会儒家思想，不得不对外声称类似儒家文化这些口号。但本质上，这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完全是西方的东西。
说了这么多，其实中心的意思是想说明，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必特意去彪炳中华文化，因为她刻在我们的骨子里，写在我们的基因中，在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的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划分中西之畛域，只要对我们有利的，就接受它并将其中国化、时代化。对于我们已有的东西，也不必过于赞美，还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与西方文明平等相对，做到既不自大，又不自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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